首页 -> 2008年第3期

恐怖的盛世

作者:张宏杰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多部著作。
  
  一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售,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吴英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看完了策书,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游兴已经一扫而光,朱椿立刻转轿回府,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老人一看方伯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对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枉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处以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事见《清代文字狱档》)
  
  二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村鄙不经、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获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今年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面见皇帝,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待的:“臣……名曰冯起炎,字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不过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想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官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了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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