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第一代白领
作者：王际平
自序
我在广东的时候，到了春节之前，心情总是反复波动，而且越靠近春节波动得越厉害。
现在回想，那其实就是一种情结，想家的情结。我本来是因家庭的原故突然南下的，可到了一年里最隆重最期盼的日子，却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与家人团聚，这种煎熬，很难用言语描绘。离开广东之后，多少次我拿起了笔，想将那段经历认真梳理再记下来，但又怕把握不准，不知道写出的文字能不能给自己和朋友们带来什么裨益。今天我终于决定将它和盘托出，是因为我觉得，既然那种经历是我的亲身体验，那么，也就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一直把它们封存下去，也许不知不觉就被遗忘。现在我动笔了，此时，心中只有这样的祈求：但愿我的追忆能让朋友们重会此生不再的梦想，但愿我的反思能让朋友们再拾一度磅礴的激情……
一
在不少人的眼中，我是“年轻有为”了：二十九岁出任市轻纺工业局副局长，而轻纺工业局在市直是摊子比较大的几个局之一，不仅管理着全市数十家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还拥有自己的一批局属经济实体，工作条件与个人收入都比较好。能够担此重任我自然觉得欣慰，力求在工作中不骄不躁，尽可能地避免因为年轻而授人以柄。从政就是身处社会的漩涡，与平缓的民间生活比较起来矛盾自然尖锐和激烈，所以我不患得患失，办事大刀阔斧，于是在我的周围逐渐地出现了一些非议，但同时也赢来了许多尊敬。
在轻纺局工作了三年，里头的酸甜苦辣、冲突斗争就不说了；三年之后我一夜醒来，竟然发现成家四年来在妻子的操持下始终能够保持结余的家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
也许有朋友疑问：一个担任副局长、参与管理那么多企业的干部怎么会生活困难？也许还有朋友会问：连副局长尚且如此，他下面的职工的生活不是更苦吗？
可事实就是如此。
造成我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的原因，首先是住房制度改革，然后是局属企业全面私有化导致的机关财政的困乏。前一项让我掏尽多年的积蓄还不够，还得背负一笔不小的债务；后一项则直接使得单位干部职工的津补贴失去来源，不但发放的标准被迫降低，而且常常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钱在哪里。支出的暴增与收入的陡降像两把利刃，几乎将我的经济基础和心理防线摧垮，而我和我的妻子在当时的工资收入都很低，展望前程，我们不仅苦恼，而且非常沮丧。
我所在的单位采用前楼后舍的方式安顿自己的干部职工。办公楼与宿舍楼之间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栽种了几棵雪松，修砌了两道花坛，地面也做了硬化，当街处开了一个侧门，门边加做了一间小平房，里面住着看门人。这种源自居家与田园紧紧相连的农耕意识而安排的布局，全国很常见，我们这块地方也因此被称作“轻纺局院子”。
按照上边的文件精神，我们局的住房制度改革在三个月之内如期完成。我住的公房九十七平米。市里文件规定，我这级别的干部的住房标准是九十平米，标准内的面积按优惠价购买，超标准部分按市值补交差额。钱款交清之后，由单位与个人签订一份购买合同，但最重要的东西即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契税证暂时不办，因为此次售房只出售房屋产权的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当我掏尽积蓄并且因此背上一笔债务之后，我所居住的房屋还不完全归我所有，再过若干时间，我得为了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产权费时费力费钱，而我既无法决定、也不可能知道，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将以怎样的价格出手。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和妻子终于拥有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我和妻子工作多年所具有的价值，用金钱丈量，还能够勉强等同于一套小房子的百分之七十！
因为是单位卖房，买主只能是本单位的人，今后办下来的房产证与土地使用权证都是买主的姓名，妻子于是和我开玩笑说：“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就无家可归了。”
这是私有财产对我们夫妻关系产生的第一次冲击，虽然是玩笑，但也心酸。我明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建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做准备，但我想不通它的立场和道理。房屋作为公有财产是几代人的积累，既然属于全民，为什么我们得自己掏钱，而且掏得如此彻底？那些钱后来又跑到哪里去了？人们分到的公房面积不同，瓜分的财富也就不等，那些还没有分到公房的人又怎么办？
但想不通不等于可以不执行。我们是党员，是干部，对上级的指示坚决照办。但照办之后我们的心中增加了想象不到的压力。除了住房，我们一贫如洗，而且背上了债务。我和妻子都很要强，不想拖欠，但我们工资太少，如果不采取超常的办法，无力在短期之内偿还。
怎么办？许多时候我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经过与妻子反复商量，我做出了一个让亲人、朋友和关心我的领导与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走，离开自己的家乡，远赴广东！
二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当年的广东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代人产生吸引力。
那时上海的浦东新区还刚刚草创，对外开放虽然已经在沿海几个不大的港口城市形成了气候，但总体上仍然以广东为主。侨胞、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商界所积聚的国际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兴建出一个又一个工业城镇，急需大量廉价的产业工人与合适的管理人员。中国的经济起飞，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经历城镇的个体经营，再到以温州与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大办乡镇企业，都是依靠国内资本开展活动，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涌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大投入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做基础，民工潮越来越显著。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当时的工资很低，但和内地相比，工资高出好多倍。能在广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内地不少人当时欲圆的梦想。
从一个熟悉的所在突然跑到完全陌生的地方谋求生路，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南下能不能成功？一旦失败后果如何？尽管我决心已定，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把出走的安排做得非常机密。
第一步，准备求职简历。文凭，中级职称证书，主要的工作成果复印件，计划生育证明，身份证，一一备齐。那时候我不知道猎头公司，也没有网络职介这种工具，唯一可以依托的是一位提前一年去了广东、在中山市的一个大型家电企业搞营销的高中同学。成行之前，我与同学多次电话联系，听取他的建议。我希望离他近一点，把第一个就职选择放在中山，并决定参加该市当年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会期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前后三天。当时没有黄金周，五一照例放三天假。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我通过关系拿到了一张火车票。那时候即使硬座票也非常紧张，大部分由客运站票务主任亲自掌握，要票就得开“后门”。我相信“后门”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后门”之多可能全世界首屈一指。我要的车次是K9，夕发朝至，便于到达广州之后直接乘巴士赶往中山。
傍晚，妻子煮了几个鸡蛋，给我带在路上吃，因为我不想吃列车上的东西，太贵，我舍不得花那个钱；沿途车站上有小卖车、小卖店，但也贵，还不一定卫生。妻子尽可能做了几样我平时喜欢的菜，还买了啤酒，意思是为我壮行。但马上就要远别，前程难卜，我们谁都没有心情品尝眼前的食物。我把一个信封交给妻子，说：“这是借的一千块钱，留给你和孩子，你要用它坚持最少三个月。”“那你呢？”妻子问。我说我手里还有七百五十多块，一个人用已经足够；三个月之内，我一定寄钱回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一幕：妻子听了我的交代之后，默默起身，一个人去了洗手间。
我知道她在哭，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悲伤而动摇决心，所以，我没有去安慰。我知道任何言语此时都苍白无力，我必须坚强，必须用赚来的财富让她获得必要的保障。我不能只安慰她一时，我必须能够安慰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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