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八旗兴衰始

作者:张宏杰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多部著作。
  
  第一章 性格的胜利
  
  一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蚊子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嗑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二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了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们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们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能够写出华丽的词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手无缚鸡之力以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做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三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汉唐之时,中原王朝因此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蛮族之手。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的窝里斗的习惯上。每一次蛮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背后同族人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清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族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
  
  第二章 碳与铁的比例
  
  一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及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像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二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但是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汗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汗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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