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母亲杨沫
作者：老 鬼
一
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
母亲说：直到１９３３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过年前张中行回香河和父母团圆去了，母亲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５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１３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３０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１９３２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１８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１９３８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１２０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４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刻苦学习，１９２９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１９３１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１９３２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鲁迅来到北平，在５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１９５０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１９３２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１９５６年，英年早逝，年仅４２岁。
……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着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做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５年中（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１９３３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１９３６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１９３３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待下去，又失业了。
许晴的被捕是因为白杨引起的。一天白杨突然对母亲说，自己刚被捕过，在北平市公安局给拘留了一晚上。
因为年龄小，又给放了。抓她的原因是有人给了她一本《北方红旗》（大概是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她放在皮包里去一个朋友家串门。可能是上厕所时，她把皮包放在桌上，被也来这家串门的便衣特务偷看。晚上，她刚从那家出来就被捕了。在路上，她暗暗把刊物扔了，却让特务发现。这刊物是宋之的、刘莉影给白杨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