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挖火者
作者：从维熙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赵瑜。他说了一件让我勃然情动的事：“前两年，我曾到晋东南一个劳改煤矿采访。那儿曾有老煤黑子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劳改的煤黑子中间，曾经出过一位作家，他叫从维熙。’我说：‘知道，我们还通过信呢。’老煤黑子说：‘你要是能见到他，给我们带个好去。’我说：‘行，这事我一定办到。’”赵瑜说完了这段趣事之后，希望我深挖这段生活经历，因为其中深埋着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咏叹，还蕴藏有中国历史上的阴霾。
他的话令我感伤和感动。我已经离开大山中的地下宫殿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种来自人间底层的情愫，沉甸甸的压得我心痛。其实，不仅当年的“煤黑子”没有忘记我，就连当年管理过我的劳改干部，也还记得我。前几年，我接到山西劳改局的一封来信，当年劳改矿山办公室的尹干事，在来信中除了表达对我们受难者群体的问候之外，还特别言及在我挖煤岁月里对我关爱不够，表示了他个人的歉意。
这是人性的光辉的复明，更是人类良心的苏醒。其实，在那个极端政治的年代，他们作为对敌人施行专政的工具，能够自保平安就不错了，谁能有神力拯救知识分子于雪路炭途呢！为此，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并表示一个曾经的煤黑子的谢意！
——笔者
Ａ
火神普罗米修斯，是因为偷了天上的圣火给人间，而遭遇厄运的；而我是遭遇１９５７年的厄运之后，在“文革”年代才去山西一座名叫晋普山的劳改矿山，去地下开采地火的。
本世纪初的２００２年秋天，我在“文学馆”借演讲的间隙，正在院子里吸烟缓解疲劳的时候，一个听众向我提问：你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最富有生命特色的记忆是什么？我说：当煤黑子的岁月，我真正了解了地火的性格；同时，在那大山的腹地，我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象征。一个学习矿山地质的右派同类，曾经给过我一块龟化石，龟背上粘连一块直立的煤矸石，很像一座写满经文的石碑，压在了龟背之上。
提问者很年轻，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坐标，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了新的定位。但是历史每每前行半步，脚下常常是淌着血痕的——说得确切一点，它需要一代人的付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文革”年代，我被流放山西，到一座超级瓦斯劳改矿山去挖煤矿。我从井上一直干到井下，一段时间之内，我还成了大山之腹的一个幽灵，一个人独行于地下蜘蛛网般的巷道，在受难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享受阴曹地府里独有的快乐和痛苦。多少年了，我至今还留着当年我在地下行走时，既当拐棍又当防险使用、一根长长木棒两头分别安装着铁锤和铁铲的工具，这是用来敲帮问顶时使用的。去年，凤凰卫视来采访我时，一开始他们不知这东西为何物，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挖煤的经历之后，他们将这个利器连同我在矿山挑水用的扁担，以及我装煤使用过的铁锹，都录进我风尘岁月的镜头之内。
人是有情物。面对这些已然锈迹斑斑的挖煤时的器皿，我常常回忆起我当煤黑子时脚踏水靴，头顶矿灯，在大山之腹穿行的日子：眼窝里永远带有洗不净的煤尘，指甲缝里藏着黑黑的煤粉，浑身上下像个黑鬼，连睡觉囚号里的被褥，都永远带有一种黑色盔甲的颜色……按情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凄苦的一段时日，有的人害怕回忆那种人鬼相间的生活，但是我还是经常咀嚼那一段时光，因为那三年多凄苦生活，不仅锻造了我的躯体，还给予了我许多人生的真知。这些真知，或许只有在地下才能获得，因而对黑色的地火世界，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被发配到这座劳改矿山的。当时，地面上阶级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劳改矿山也不例外，人人斗人，人人挨斗，成了那个年代的国情标志。地面上是难觅一个防风洞的，而我们这些劳改的煤黑子，有洞可钻——那就是地壳之下一百多米深的矿井。下得井后，天黑地黑人黑煤黑，谁也看不见谁的脸，加上开山的风钻的声声轰鸣，开山的炮声隆隆，因而只有在这儿，谁都可以忘乎所以地呼喊：“我日你娘哩！你怎么这么黑？下到这阴曹地府来的，个个都是黑李逵——”除去黑人黑骂之外，还能听到国骂的音响：“他娘的，你脑袋就是花岗岩，风钻也要给你钻上个窟窿，然后装上雷管炸药，让你小子脑浆开花，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是谁在海骂？
骂的又是谁？
没有人过问。老鸹落在了猪身上，都属另册公民的黑人，有人发泄出劳改犯的心声，心里还挺舒坦哩——煤黑子不理睬煤黑子们的歇斯底里。倒是有矿灯的灯光，在黑墨般的煤壁上跳跃，那些灯光是在巡视着煤顶，防止矿井突然塌方，我们都成了石饼下的肉馅；当然，那闪烁的灯光，也是防止劳改队长突然出现，而听到海骂声音，从而发现张三和李四。可能正是缘于此故吧，尽管挖煤这个活儿，十分危险而又埋汰，但我还是感悟到，大山之腹远比山上宽容。这儿是个无人问津的自由世界，黑是黑了一点，但是黑色比地面上的“红海洋”显得更有胸怀，更有气度。因而，每每下班出井，矿车把你送到了阳光世界，你先要闭上一会儿眼睛，以适应光线的突变；然后就是缄默无声，带着煤尘走向哑巴般的世界。
这是我怀念地火的原因之一。之二，在地壳深处，还能给我另一种失落中的孟浪，常常唤起我死了文学心之后的幻觉：当隆隆的开山炮响过之后，炮药崩下来的既有煤炭，也有石头。当我挥锹往矿车车斗里，分门别类地装运这些东西时，时不时会发现各种动物化石。其中有鱼，有龟，有蛇……这些被炸药崩碎的石片，让我推算出亿万年前这儿是森林和沼泽，继而在头脑里勾勒出那幅原始的图案。这种幻觉不仅能解除你的劳动疲劳，还能使你的灵肉如同长了羽翅，忘记井下挖煤之苦。尽管带班的组长阎恒宝常常对我大声呼叫：“你他娘的瞎看啥哩！这儿不是考古所，是劳改煤矿——装车——装车——”我在他的呼喊声中，虽然不得不放下矿灯下的石片，但我的思维并没有因其呼叫而停止浮想联翩：我们这个班组，有三个老右，如果我和我的两个同类，一旦被矿井塌方埋在煤石之中，在若干年后成为三具“人化石”时，未来历史大山的开掘者，会不会察觉到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为何到这儿来挖煤，又怎么会变成了历史化石？
这种自考是很有趣的，但是我回答不出我的自我质疑。道理很简单，历史常常因为政治功利的需要，而乔装打扮伪装成为一个圣诞老人。不是吗？自古帝王将相在世时，就有文人墨客，为了个人仕途，对历史的真实梳妆打扮，使后人难以识别青史的真伪。我们如果被砸在煤石之下，未来的考古学者，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挖煤，并成为“人化石”的吗？当幻梦结束之后，带来的是声声自责：“砸死你也是罪有应得，谁让你在１９５７年多嘴多舌，你要是紧闭嘴巴，不写那篇‘写真实’的文章，就来不了这大山之腹了。一切咎由自取！”
这是自己当时悲天悯人的自问自答，时至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还记忆清晰如初。我很荣幸当过煤黑子——留下开采地火的勇士的纪录。在我的认知中，中国知识分子群落里，没有几个人有过我这样的遭遇——将来更不会再有这种历史奇观。但我也留下了遗珠之憾：那就是在地壳下开山采煤的四年光景，没有能够留下一块动物化石。管那工头阎恒宝怎么发威呢，忙里偷闲地找出一块动物化石，并往兜里一塞的时间还是有的。一念之差，使我少了自我的历史叠影，假如我有一块出土的化石当标本，并将其摆在我的书橱里，便时刻能看到当年挖煤的我——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块被出土的活化石标本，我们朝朝暮暮相视低语，不是历史的两部活字典的特殊情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