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你，“澳抗阳性”吗？
作者：长 江
澳抗阳性，一个无法顾名思义的名称，它专指这样的一类人——乙肝病毒携带者。
“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吗？”
“你，‘澳抗阳性’吗？”
说实在的，在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真不忍心一上来就向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上带着很难甩掉的乙肝病毒，这已经让他们懊恼异常，而与这种懊恼相比更让他们的尊严无处遁形的则是周遭飘渺而又明确的“乙肝歧视”，因此这样的提问无异于把一位残女当众剥光了衣衫。
当然，把“乙肝病毒携带者”比喻成残女这本身就极不恰当。客观地讲“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不发病的情况下往往和健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这样或那样暧昧的对待，只不过造成“健康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广泛歧视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无知”，正构成社会人为笼罩起来的一片阴云。
整个社会群体无意识的歧视今天已经让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生活在难以言状的灾难之中，更为费解的是，这片阴云其实并没有必要存在，稍微懂得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是轻易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因此我在走近这个人群的时候经常在想：为什么这片厚厚的阴云就没有人把它驱散？那样，“乙肝病毒携带者”不是就能够重新回到阳光下来生存？但是十几二十年这片阴云就那么一直笼罩着、翻卷着，压得“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喘不上气来，也让我们“健康人”往往陷于混沌与愚昧。
曾经，有人这样告诉我，这些人当然是“ＨＢＶＥＲ”（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对自己的称呼，英文原意ＨＢＶ ＣＡＲＲＩＥＲ），他们甚至不怕被病毒杀死，但人们歧视的眼光，有意无意对他们的躲避，有时真不啻为一道道无形的鞭子。
谁能搭救他们？你能，我能，他也能。这是我走访了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医生、专家之后得出来的一个肯定的结论。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这件事就成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行跑掉”。
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有一天全体中国人都明白了救救“乙肝病毒携带者”实际上等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时才肯举起双手高喊“我愿意”，今天，我就要说：那一刻不该再晚，起码，它没有理由再拖到明天——
中国现在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多少人？１?郾２到１?郾５亿。这个数字还是十年前的统计。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展开来还原成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它将意味着什么？“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
２００３年４月到７月，中国人谁都很难忘记的一段恐怖日子：ＳＡＲＳ突袭中国，可是对于我，如果没有ＳＡＲＳ，我不会重视“乙肝歧视”的话题，如果没有ＳＡＲＳ，不经历它、感受它、采访报道它，我也许根本不会觉得“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多么需要关注的整体。
ＳＡＲＳ病毒使全体中国人乃至全球人都不得不面对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威胁，不得不正视小小的病毒完全有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强大敌人。归根结底，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什么是最重要的？政治？战争？权力？金钱？还是健康？
ＳＡＲＳ和乙肝相比，前者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后者存在于我们身边已经旷日持久；前者是能够迅猛夺命的妖魔，后者也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ＳＡＲＳ被人称为看不见的杀手，是到处游动的靶子，人们瞄不准它、逮不着它；“乙肝病毒”则就在我们的肝脏里，医生、大夫看得见它，很想赶走它、彻底消灭它，但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尚无良方。
２００３年９月８日晚上１０点３５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准点播出了我和几位同仁共同采访制作的长篇新闻深度报道《乙肝歧视》，社会反响强烈，这样的结果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中国目前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多少人？１?郾２到１?郾５亿。这个数字如果展开来还原成密密麻麻的一群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它将意味着什么？“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那么当你挤公共汽车的时候，你身边的陌生人谁知道他身体里有没有乙肝病毒？当你去超市或上街买菜，人手传递的钱币谁知道在显微镜下会是个什么样子？当你几乎全裸着身子扑通在游泳池、挪动在人动如蚁的海滩，不可避免的皮肤接触会让你感到有多少次感染的机会？还有当你坐在饭桌上请客或被朋友招待吃饭，有人从嘴里抽出筷子偏巧和你同时伸向了一盘炒肉片儿，你又不知深浅地把这盘炒肉片儿一次次地送进了自己的口中？
好多事情不能想，“乙肝”的事情乍听起来就不能想！
中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１?郾２到１?郾５亿，这个数字还是十年前的统计。那么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显得异常突出，这就是：中国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乙肝”？懂得“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一回事？这种病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传染？能不能够治愈？会不会死亡？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一听乙肝，甚至一听“乙肝病毒携带者”早就被吓得躲得远远，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刚听说“１?郾２亿”这个庞大的数字时，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心头一紧，紧跟着就本能地去想：“我不会是这十分之一吧？”但我迅速确定了“我不是”，因为前不久单位刚刚组织了一次体检，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当时的感觉就好像谁在你的身边突然打碎了一个脏水罐子，低头一看，脏东西没有溅到自己身上，谢天谢地，于是倍感轻松。我知道那种感觉叫“幸运”，但是中国人不幸携带了乙肝病毒的竟有１?郾２到１?郾５亿之众，这实在是个既可怕又让人不得不敬畏的数字。
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是谁？
他们今天究竟在怎样的状态下生存？
他们离病痛有多远？
离死亡又有多大的距离？
刚刚接受采访任务我不怀疑我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害怕的，正常人都有理由害怕，因为编导紧跟着就告诉我：“乙肝病毒携带者”最恐怖的还有死亡三部曲，先是携带了乙肝病毒，然后是得乙肝，接下来：肝硬化、肝癌、死亡。说实在的，要上路采访了，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接触。为了制作节目我不得不和他们见面，但是见了面我要不要和他们握手？要不要和他们同桌共餐？要不要在面对面的采访中悄悄地和他们把嘴巴错开？我心里是一片恐怖和茫然。
中国人，任何一个健康的中国人，突然被扔进“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圈子都可能本能地要产生自我保护，但问题是我们的害怕是不是有根据？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这个质疑是随后我走进了这个圈子，感受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活，看到了他们内心的酸楚与压抑，才慢慢地去思索：由于害怕我们远离了他们，由于恐惧踏进“死亡三部曲”的境地，我们就不顾一切地躲避他们，但是当我们自然地这么做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样的远离和躲避必然会伤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自尊心？如果事情的界定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一接触就传染，那么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如何保护可能的传染病患者与捍卫公众卫生与健康的矛盾，但是如果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尖锐，如果“乙肝病毒携带者”对“健康人”的威胁是有限的、有条件的，那么我们的“远离”和“躲避”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的尴尬与伤害就显得不仅夸张，而且没有道理。
带着一头雾水我走进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群，但是通过采访我又很快明白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确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健康人”，那片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云其实薄如蝉翼！
突然有一天我向自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假使我是个善良的人，假使我们“健康人”都应当是足够善良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下换位思考？
“如果我也是一个ＨＢＶＥＲ呢？”
“如果我们头上也戴着‘澳抗阳性’的沉重帽子，我们自己将如何面对社会？如何面对其他人对我们歧视的目光？又将在社会一片‘乙肝歧视’的喧嚣中躲进哪个角落？”
因为乙肝“小三阳”，周一超被拒绝在了国家公务员的大门之外；因为应聘失败，周一超采取了极端行为：将两位人事科长刺得一死一伤。他的行为一方面赤裸裸地触犯了法律；另一方面也把所有因为乙肝“小三阳”或“大三阳”而一次次失去了工作机会的全体“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愤怒表达到了极致。
中国，因其人口基数大，我们无愧或无奈地一直成为着世界上这样或那样的各种“大国”，“肝炎大国”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口碑，让整个民族无奈。
摄制组最早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他叫周一超，２１岁，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的莘莘学子，２００２年４月报考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乡镇政府公务员，一路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在二百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排名第八。本来他以为自己这次一定入选了，已经在家里等着录用通知，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一关体检他被查出了是乙肝“小三阳”，随后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周一超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不明白为什么“小三阳”就没有资格应聘国家公务员？同时他也怀疑用人单位是利用乙肝“小三阳”把他给人为地“做”掉了。
４月２日晚上周一超把自己关在家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钻进死胡同，左思右想，感到没有出路，就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第二天他到超市买了一把菜刀、一把水果刀，于４月３日上午来到秀洲区劳动局，在一座崭新又华丽的办公大楼里将两位人事科长?穴一女一男?雪刺得一死一伤。
从医学上讲“小三阳”、“大三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澳抗阳性”，肝炎病毒ＨＢＶ作为一种很小的病毒，它属于嗜肝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病毒家族中的一员，指的是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由于这种抗原最早在澳大利亚发现，因此被称作“澳大利亚抗原”，又简称“澳抗”，其中“大三阳”指的是患者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乙肝ｅ抗原?穴ＨＢｅＡｇ?雪、乙肝核心抗体（抗ＨＢｃ）三项指标呈现阳性，属于现症感染，传染性相对较强；而“小三阳”则指的是患者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乙肝ｅ抗体?穴ＨＢｅ?雪、乙肝核心抗体（抗ＨＢｃ）三项指标呈阳性，被视为慢性无症状ＨＢＶ携带者，传播性很小，对他人很少有威胁。周一超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我是在嘉兴市看守所高大又阴凉的灰墙内对周一超进行采访的。
嘉兴市看守所高大的灰墙墙头拉着好几条通了电的铁丝网，无声地向人们强调着国家机器的威严。
周一超身上戴着手铐、脚镣被狱警从“号子”里带出来沿着墙根低着头向我走来。他一米七八的个头，皮肤很白，两只手臂在胸前抱着手铐让他的上身看起来不容易摆动，下身则更特别，一副粗制的脚镣把他的双脚分得很开，双腿把裆下的空旷围出了一个高高的三角形，人走起路来就不得不怪异地一颠一颠。我知道这身“佩戴”是重刑犯的待遇，多年来经常造访监狱和看守所，一般只有死刑犯才有资格如此的重刑加身，可周一超在我眼前太年轻了，他的“重刑加身”是因为受到了乙肝歧视一怒之下杀了人，他的犯罪完全是另一种情由。
我对周一超的采访是从他为什么要杀人渐渐说起的——
我问周一超：“你对那份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很看重吗？”
周一超冷冷地：“对，很看重。因为我父亲死得早，１２岁就病故了，母亲一直没有再嫁，就是上班，挣钱，做家务，照顾我，她把很多心血都放在了我的身上，很疼我。我一直想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尽快改变我和母亲贫苦的生活，让她晚年生活得舒服一点，所以一毕业就想回家乡，眼下学农的并不好找工作，而在家乡当个公务员对我是个很好的去处。”
我问：“那你知道一般政府部门都不能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吗？”
周一超：“以前不知道，这次领教了。但国家公务员为什么不能容忍‘小三阳’？平常我身体一直都很好，我不会因为身体影响做任何事！”
我又问：“但是为了‘小三阳’没有被录用就动刀子杀人，这我也想不通，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周一超听后一时语塞，他的脸变得比我刚见到他时还要白。一张没有皱褶的白纸。一种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冷漠凝固在他的眼睛里。
慢慢地他又开口：“要说理由，我最大的理由就是感到不公平！除了‘小三阳’我当时还怀疑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以前在学校时我也听同学们议论过，说：‘现在考公务员黑着呢’，开始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以为自己是第８名，录取９人，我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次公务员考试中相当一部分的考生都是我要报考的那个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子女。本来面试的时候我们是２７人，体检已经剩下了１３个，我注意到那些与工作人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都没有被淘汰，我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猫儿腻，因此坚持认为如果我被淘汰，那肯定是因为不公正因素在起了作用，就非常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