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天知道
作者：麦 家
01
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三个小时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某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书记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冒着雨，到楼的外边来，翘首张望远处，想象着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了的，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的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书记同志对我的到来还是有点敏感的，我走进大厅后，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作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证明我只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去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书记同志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硬软的介绍信函。当时，我率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杨小纲和某省政府处长（谢兴国）都不是我的真实，我的真实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氏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八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六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地之别。
本来，王书记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派头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是“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擦洗了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动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我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断了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一根独木桥一样吊在我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词严地拒绝。我的态度因为有恃而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书记同志，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书记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书记同志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到，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书记，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藉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02
当然是301房间。
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X国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X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现在出来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的。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数学人”。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意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的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充分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了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上来紧紧握住了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一会，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的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地疑问我。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纸上就慢慢显得字迹来，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划先后次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03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过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材。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非法勾当，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诉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何况，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破译他们政府的行政密码（非军事密码），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和声誉，或许还会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
隐形粉在双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的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就一个。”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要懂俄文，最好留过学……”
“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这是三，四呢？”
“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这是四，五呢？”
“没有了。”我说。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去落实吧。”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办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04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同志给我们作过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然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我已与12人（其中两名女性）进行了晤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褊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12人中选出了三名重点候选人。第二天下午，我把三人的名单报给王书记，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四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是没办法的，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30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
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招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文，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语。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文单字，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5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玉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与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有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一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令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她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课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好好坐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的，如今专家走掉了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哪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请我起舞。我当然不从。我说我不会跳。她说不会她教我，坚决要求我跳。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的，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似的。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清楚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我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喊她。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向我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的，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我认为她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
“不过，”书记又说，“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是有缺点的。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
“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06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是叫领导头痛的，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又想昨天晚上我无疑是给了她难堪，若再见面，谁知道她会不会也还我以难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儿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