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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碎片
作者：丁 三
《当代》编辑部
一年多来，编辑部都在疑惑，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又荡气回肠的《蓝衣社碎片》，真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儿的处女之作？这个真名林晓寒、笔名丁三的作者，真的年不满三十？
一年多以前，《当代》接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电话，自荐习作《蓝衣社碎片》。接电话的编辑心想：蓝衣社，反动组织，既“历史”又敏感，作者又名不见经传，很难想象。但编辑依然回答说，放心寄来，一定会有编辑阅读。编辑接着又回答说，不管哪位编辑，都会认真阅读并有回话。
编辑回答的是套话，也是实话，认真阅读所有来稿，是《当代》的习惯。就因为这个习惯，《当代》才能不断发现新作新人，《尘埃落定》、《沧浪之水》、《蒙面之城》等经典长篇才没有与《当代》失之交臂。也因为这个习惯，《当代》才没有与《蓝衣社碎片》失之交臂。
然后是编辑部传阅，然后会诊，然后通过长途电话和作者切磋，然后由作者熬夜修改。然后再传阅再会诊再切磋再修改。循环往复，已不知几次。常听人感叹作家浮躁，编辑也浮躁，所以文坛少了精品。其实，不浮躁的作家和编辑还是有的，比方邓贤一部新作，两年以来，无数次推倒重写，循环往复不下十轮，《当代》编辑都看麻木了，邓贤依旧在潜心修改。又比方陈桂棣一部关注农民困境的新作，三年前就已经成稿，时至今日，仍然在征求意见，精心打磨。
正因为如此，似乎已经面临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报告文学，仍然有三两根大柱顽强地支撑着。而《蓝衣社碎片》的出世，或许能给人们带来些许希望？
然而，尽管才华横溢，尽管呕心沥血，《蓝衣社碎片》的作者毕竟年不满三十，又无创作经验，地道的初出茅庐处女作，稚嫩之处难免。更因为编辑能力所限，未必能够帮助作者完全准确把握那段遥远的风云历史和那些敏感的风云人物，疏忽甚至谬误更是难免。所以，作者和《当代》都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哪怕是严厉批评，都是爱护和帮助，都有利于稚嫩的作家和编辑的成长。
谨表谢意。
丁三，1974年4月2日生，福建人。本姓林，母亲姓丁排行第三，所以有此笔名。少年时曾因家贫辍学，是过流民和小商人，爱酒爱热闹。《蓝衣社》为长篇处女作。
第一章复兴社特务
1
在纷纭、浩荡的变革年月中，在一个人独处的读书日子里，总有数不清的情绪和旧事，出现在自己的心间。2001年晚春到来的时候，我和未婚妻，开始了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三月，我们终止了那家小小的、生意一直冷清的公司。结算账目、清理债务、封存历年遗留的商业文件……整整忙乱了近半个月。当办公室一片狼藉后，我不无苦涩地对未婚妻说，我们要过“一对住在城里的乡下人”的日子了。
到这时，我们几乎都毫无积蓄。而“城里人”的日子非常具体，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当乡下人”，对以后的日子，我们只能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的计划。
四月，我们开始租住在一套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一处修建于八十年代初的灰色宅子，已经略显旧败。交付了押金和租金，领到房门钥匙后，琐碎的日子就开始了。
同时，平静的，读书喝茶下棋聊天的日子也开始了。我们不接待客人，不写信，不看电视，每个晚上都散步，采购大量的书籍。读书之外，每晚必定下三盘象棋。我们还从储藏间里找到了一套旧茶具，然后沿着一条大街的茶庄，精心地挑选着茶叶。惟一不让人满意的，就是她每晚都要无数次地赖棋。
虽然是八十年代的房子，但这里的采光很好。我在灰色阳台上晒着太阳，同时读书。这些日子，每两天我就能读完一本书。
这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时光之一。但这种悠闲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几个月没有一点收入的日子。不久后，为节省房租，我们搬到了一个只有三间小房的小公寓。这里没有空调，社区里也没有书店、茶馆、朋友，附近没有大学。换而言之，我们所习惯的夏天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到。
买书、读书，却仍然坚持着。
我们和纷纭的外界隔绝着。但在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和往事，却不断被激发。读书喝茶之外，我还在讲述。倾听我讲述的只有未婚妻。事实上200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对她讲述福建沿海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就是我的出生之地。
当故乡的所有记忆都被唤醒以后，我必然讲到村庄里毛笔字写得最好、惟一上过省城大学堂的老人。他叫王天容，是村庄里惟一的地主，和原来“军统局”的特务。
许多年来，我一直淡忘了这个人，但事实上，我对他并不陌生。对一个原来的地主、“特务”，乡村总有很多“村史野话”，我就在这些闲话里长大。此外，我在村庄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也每天清晨都看见他佝偻着身子，走过几步小街到我叔父的豆腐作坊来买豆浆。
他和我祖父年龄相当，出生在1915年前后。到我记事时，他已经年近古稀了。我恍惚记得，他的身体异常瘦小，腰弯得像一只大虾，头发一直是全白的。这又是一个非常整洁的老人，春秋两季总是穿一身浅色的乡下休闲服。我十几岁时，父亲还对我谈起过他。父亲告诉我，他是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的，那是福建最早也最著名的近代化学堂之一，几十年间，全县被该校录取的人数只有十三人。
王天容在二十三四岁时，就回到了我们村庄所在的小镇，从此，他教书、为人写对联、当校长，是受人尊敬的“天容先生”。他还经常搭乘一条乌篷船到省城，开会，买书，或者和一些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等谈一些“国事”。土改划成分之前，他家的年收田租是250担稻谷，这是凋敝乡村很大的一笔财产。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
但他也是乡间公认的一个“好人”。据说他从不逼交田租，有时还救助佃农。他的后半生，田土房屋被瓜分一空，却更加安分守己，处处息事宁人。他犹如一颗乡下的草籽，短暂地被风吹到城里，又被吹回，并终老于故土。
这样一个和善的“先生”，会是令人憎恨的特务吗？
于是，这天晚上，我拨通了几个电话，询问一些相关情况。
第一个电话给我的一个堂叔公。他长期是我们的村长，但落选成普通村民后，对许多事物都很有牢骚。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此非常热心地修续族谱，重修祠堂。他对村庄的各种掌故很熟悉。他先是奇怪于我这个电话。因为，那个村上惟一的地主，最早的近代化先生，已经在大约十年前去世了。这样一个每个人都想大发其财的年代，谁会对那样的老古董感兴趣呢？
可能是高兴于我问候了他的原因，堂叔公耐心地告诉我，“文革”时他是民兵连长，曾无数次问讯批斗过王天容。王天容自己也交代过，他是军统局的人。他是在1935年夏天加入这个特务组织的。因此，对他的“结论”不会错。
堂叔公说话的口吻还是村长的。我知道他是一个说话负责的人，我不怀疑他的话。但更大的疑问却在这里产生了。
凭借我不多的民国知识，我仍然知道，军统局是国民党的“武汉陪都”时期组建的，时间应该是1938年左右。那么，王天容怎么可能在1935年加入军统？
第二个电话给了我父亲。他和王天容小有交情，知道更多的根底。父亲听完我的疑问后，只是意味深长地说，王天容是他比较敬重的一个长辈，人品、学问都挑不出什么毛病。而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审问者要什么结果，被审问者都会回答“是”。因此，所谓的交代，很可能是人家问：“你是不是1935年加入军统的”，而他就回答，是的。
我认同了这个说法。我点燃了一支烟，打算吸过烟后就去洗澡。但父亲的电话一会儿又来了，他语气很不肯定地说：“想起来了，他当时入的好像不直接是军统，入的是一个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叫‘光复会’的组织。”
王天容不可能加入过光复会。这个团体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有了。1904年，后来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了这个人员不到三百的秘密会社。但它从未流传到外地去。而且，辛亥“光复”后它就不存在了。
我几乎要挂掉电话了。但幸好我随即、随口问了一句，“会不会是复兴社？”
父亲却立即以少见的欢畅回答了一句，“是的，是！天容先生自己就对我说过，谁去记得这个呀。是是，就是复兴社。”
2
复兴社，我就有隐约的印象了。十年前，我在福建省图书馆自学时，曾经接触过一两份相关资料。资料的行文都很简短，一般不过三四页，但都提到这个组织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同时，它还是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
这些字眼潜伏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偶尔阅读的一些史料、传记，乃至小说，也不断证实复兴社的这个性质。比如一个简明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在“1950年”一条里，提到人民中国对旧社会旧人物进行的“镇反”。1950年，破旧迎新、百废待举，但无数“封建会道门、土匪、特务”仍然活跃。为此，在土地改革之外，新中国发起了这个规模巨大的专政运动，几十万封建余孽、反动分子被绑上刑场。其中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复兴社、三青团潜伏特务”。
这些资料谈到复兴社时，都只是顺带一笔。但，复兴社和“三青团”有特殊的历史联系，它是一个“特务组织”等印象，却不断加深了。三青团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民国的教书先生或高中以上毕业生。这样，王天容先是作为一个省城的大学生，后来作为一个乡村教书先生，他加入这个三青团的“前身”，就没什么好意外了。
但疑问却在继续扩大。既然如此，作为三青团前身的复兴社是怎么一回事？从字面上看，它不是一个党团，而是社团。在蒙昧的民国，城市是一个个生活的孤岛，但社团却多如牛毛。区区的一个社团，它怎么能够成为三青团的前身？
还有，王天容是怎么加入复兴社的？复兴社有怎样的秘密活动，以致被认为是一个特务组织？复兴社和军统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教科书以及书店里所有的历史书籍，对它都讳莫如深？
这些疑问斑驳地缠绕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
2001年的夏天是闲适的。既然无事可做，读一些书也是好的。当晚，我没有摆下棋盘，也没有继续讲述，而是换上了宽松的睡衣，非常认真地泡了一壶茶。然后，我开始阅读一些民国的相关史料。
我的阅读从书架上的几十本《文史资料选辑》开始。这些书都是我从旧书摊上“淘货”得来的，但总是翻阅过目录后，就让它躲进书柜的角落去蒙受灰尘。这些年，各级政协都设立了一个“文史委员会”，编撰刊物以发表政协委员们的回忆文字。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大批原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从战犯、历史罪人变成政协委员。他们在这个时期一般都已步入风烛残年，一生的荣耀、落寞、沉浮、酸楚，也就化作各个回忆文章的字句。
《文史资料选辑》的大量文字，由于“亲历”、“回忆”的性质，不仅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更隐藏着一个个昔日大人物的面貌、思考和命运。它是“历史的影集”。透过它们，一些历史细节，乃至被湮没的重大事实、“真相”，都得以流传。
它也记载、流传着一个极端秘密，到今天已鲜为人知，但躯体庞大、曾经权倾一时的组织，复兴社。这个晚上，翻开第一本《选辑》，我就读到了一个原复兴社成员的回忆文字。他的名字是龙步云，所撰写的史料，标题是《中华复兴社内幕》。
龙步云，湖南人，职业军人，正宗黄埔出身。在达官显贵多如牛毛的南京，他只是区区的一名校官。他在复兴社内的地位也不高，只能算是中层骨干。但他自称，他长期在“复兴社总社”担任“组织处助理干事”，因此得以预闻许多“内幕”。
历史的灵魂是人物。大人物的个人命运更贯穿、折射、反映着一个组织的大致命运。正是这些个体使历史鲜活丰富了起来。在《中华复兴社内幕》之后的另一份史料里，我发现了复兴社“四大金刚”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戴笠。
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另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
但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蓝衣社。
3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次日，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在我的生命里，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印记，也是在那里产生。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大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生长出来。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感情，走进新省图。
于是，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组织起来，领导了席卷民国的“蓝衣社运动”。最后，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的几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
第二章浪起东洋
1
蓝衣社的历史，似乎从日本开始。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他们散布在东京各"文武学校"内，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埋下他们的命运转折的伏笔。
1929年的悲惨秋天，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像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议员松冈洋佑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像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是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是，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都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中国满洲。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四百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五百垧（五千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朝鲜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立即派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自感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惟一的应对，是李升薰跑下山，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六月初，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郝永德预料不到，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难以想象的强悍方式，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年6月3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月1日，日警以黑洞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大约500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月2日，在现场的60名日本警察，不顾已被母子两命案彻底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话。日本人的压力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文。7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所谓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的通讯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月，朝鲜各地出现了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人，160余人受伤。
一股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十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在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7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悔声明说，"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次日就被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过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等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达到了沸点。并且还通过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处在急风暴雨中。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留学东京的90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3
1931年7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天空。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十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体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十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次的喝彩声里，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延续到十多年之后，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气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万3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万2千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14年零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在满洲，一个大尉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石原是罕见的、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垣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会的深刻了解和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万日侨休戚与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战略家。到1928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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