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贤均，我有话对你说
作者：何启治
前年，2000年9月的最后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捧着连饭带菜的盒饭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以为你会像往日那样边吃边闲聊。却不料，你说的竟然是，老何，我由咳血而查出肺癌，很可能是晚期。参加会诊的医生都这么判断。当然，要最后确诊还要等国庆长假过了，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才能定下来。
我的天，肺癌，还很可能是晚期，叫我说什么好!我只好劝你国庆假日好好休息，眼前的工作也尽可能分给别人来做。
岂料，你接着就说，下午就找×××谈话吧。你是老领导，我们一块儿和他谈。今年正编审的名额有限没通过，我们给他鼓鼓劲，让他明年再争取。你一边说一边还带着微笑。
贤均，这就是你，一心扑在工作上，哪怕面对着绝症也依然镇定从容。
这使我想起，你在评职称上一贯的谦让。按你的条件，你早就该评上编审了，但你总是说不急不急，名额有限，先让给别的同志吧。于是，到1997年你都当了副总编了，你还不申报；1998年你还是把名额让给了别人；直到1999年，你当副总编的第三年，当代文学这一片够条件申报的人几乎都通过了，你才一笔不苟地写好了你的申报材料，成了除了你这个评委之外全票通过的新编审。自有评定专业职称的制度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哪里会有不是编审的副总编呢。而你，就是这样优秀而又谦逊的惟一呀!
你在入党问题上的态度同样让我感动。
老实说，自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剧变和我国逐步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中，动机不纯者恐怕总会增加不会减少吧。批判“入党做官论”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而贤均，你在这个问题上严格要求自己、慎之又慎的态度同样堪为许多新党员的模范。
我自己入党几十年来，从未动员过别人入党，就因为我认为一个中国人是否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觉悟。参加这样一个任重道远、情况复杂的大国的执政党，确实无须别人来动员。但高贤均例外。贤均，你又成了我所知道的惟一——你是惟一被我破例动员入党的人。
在劝说你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来你那解放前曾任大学教授又担任过省政府会计处科长的父亲，以及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大哥，那位解放军的雷达站站长、中共预备党员因悲愤而开枪自杀这件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成了你追求进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怕被别人指责入党是为了做官的清高思想，就使你在上述家庭背景已经不再成为障碍的新时期，仍然迟疑着没有提出入党申请。当编辑部副主任、主任的时候没有申请，当《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主编的时候还是没有申请。直到1997年6月你担任副总编辑，成了出版社领导成员之后，才接受我的劝说，递交了入党志愿书。这样，你便一度成为人文社历史上惟一的非党领导成员。贤均，如果我党多有一些像你这样纯洁而又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就好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介绍人意见的末尾写道：“希望出版社的党组织以吸收高贤均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例，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以提高我党在知识分子中的感召力。”贤均，我打心眼里为你成为党内的同志感到高兴呵!
作为1978年高考的四川文科状元、北大才子，你的专业水平早就得到同事和作家们的公认。但我后来知道你还是音乐和无线电的发烧友。你可以阅读俄语读物，更可以翻译英语和用英语演讲，这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中也不多见。尽管有人曾善意地笑话你的英语为“中国式英语”，我以为也无损于你的博学多识。而你对自己的同事却很宽厚，总是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的进步和成绩。你曾多次讲过，当代文学的编辑同仁中，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已经做到了“超水平发挥”了。这话在我听来，主要还是肯定我们不敢太偷懒罢了。有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重要的文学编辑岗位上工作，只要你有正常的智商而又勤奋努力，都是应该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的。
由此，我又想到，二十年来，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外，你参与担任责编、复审和终审的各类书稿近三百部，约八千万字，你先后荣获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的优秀编辑奖、优秀选题奖和优秀校对奖，在《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人形》、《大国之魂》等荣获大奖的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你倾注了多少智慧、心血和可贵的劳动呵!贤均，你何止是“超水平发挥”呢，你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实实在在地是在超负荷地透支着你的生命呢!
1996年年底，《漓江》杂志的友人约我写一篇回顾三十多年编辑生涯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刊发于《漓江》1997年第一期的《从〈古船〉到〈白鹿原〉》。考虑到当时对这些重要作品不但有学术性的争议，而且还有带政治性的批评，为慎重起见，稿件寄出前我请你和另外两位朋友看过。一位朋友说，文章是好文章，有些敏感的话，如周扬在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文学干预政治似乎很痛快，等政治反过来干预文学可就难受了之类，还是删去为好。另一位朋友一方面建议在谈到《古船》、《白鹿原》的评价分歧时，要承认这争论是和对现实主义真实性在认识上的歧异有关，因而要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应该体现在作品写出人物和生活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上——但这位朋友又好心地提醒说，文章谈到的敏感话题可能惹麻烦，你老何犯得着发表这种文章吗?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疑虑。而贤均，你的态度真是给了我有力的支持。你毫不犹豫地说，说真话的好文章，当然要发!这样，我在接受那两位朋友的具体修改意见后，把《从〈古船〉到〈白鹿原〉》寄出去发表了。贤均，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胆识和坚守真理的勇气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去年4月，你已经住院治疗。我为了参加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的研讨会到了成都。其时，成都的媒体正在宣传四川文坛的“三驾马车”，即《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大国之魂》和《中国知青梦》的作者邓贤，以及《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的作者柳建伟。他们三位的主要作品可都是经由咱们人文社推向文坛的。当然，还有王火、马识途……这样，在有人建议之下，四川省作协就借着《英雄时代》的研讨会向你、我颁赠纪念杯，称我们是“作家的良师益友”。对此，我更多地是视之为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但你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对正在和病魔搏斗中的你，这显然也是很及时的安慰。
除了纪念杯，我同时带回来的两份蜀锦纪念品中，其一绣的是松鹤延年，另一幅则是绣的国宝大熊猫。当我问你想要哪一种时，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松鹤延年。我知道，你是多么想创造奇迹，抓紧时间来完成你未了的心愿、尽可能为你念念不忘的文学出版事业多作贡献呵!
这又让我想起你还在朝阳医院住院治疗的时候，有一次我给你打电话问好，你却突然对我说，老何，我们这辈子恐怕是选错了职业——我们应该选择当作家呀!……我当时就表示，你做编辑做作家都会很出色，而我，恐怕还是当个编辑比较合适吧。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知道你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历，你也有当作家的才气、激情，对生活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我还知道，你在上北大之前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其后又连续发表了中篇小说《成熟的夏天》、《七个大学生》、《回头不是岸》和独幕剧《不速之客》等作品。你后来中断了创作，是为了做好你热爱的文学编辑工作而作出的牺牲呀!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后来听说你多次劝告我们的同事“与其当个三流作家，不如当个一流的编辑家”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你是殷切地希望我们为更多一流作家的成长做好服务工作呵!
到九十年代，尤其是后期，我们已经常常有机会在外出开会时同住一室。我们不但聊天融洽，而且我也能目睹你如何天天坚持自我按摩、做气功，坚持散步锻炼。我知道你是多么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常常是刚住下来，你拨通电话就爽朗地呼叫：宝贝，想爸爸了吧?功课做好了吗?再就是叮嘱她的饮食起居，注意安全。对聪明可爱的女儿高然如此，对年轻美丽又才能出众的妻子蒋京宁可想而知。
但我知道，你不仅是个很重亲情的人，你也是一个重友情，有广博爱心的人。今年进入8月以来，几次电话联系小蒋都说你病情加重不便说话，我只好请她转达我和陈忠实、王火他们的问候。却不料你在8月16日早上就突然昏迷过去，从此再没有醒来。那天九点多我赶到医院去看望过昏迷中的你之后，到过道上的沙发旁劝慰小蒋。只听见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向社长聂震宁转达你清醒时对改进出版社工作的关注，说你如何惦着健全出版社领导班子，如何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小蒋说，你惦着那么多事，那么多人，就是顾不上说她和高然以后怎么办……
呵，贤均，还叫我说什么好呢!你那颗博大的爱心，就不说装着整个天下吧，起码也是满满地装着咱们这个出版社和文学出版事业呵!
唉，贤均，你真是太追求完美了。其实，人世间哪儿有绝对的完美呢!这样，加上你略嫌内向的性格，你的一生就真是活得太累了。
在你最后的日子里没和你说上话，现在只好写一些在纸上。贤均，你请走好。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直到自己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如果人真的还有来生，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让我们还在一起共事，做知心的好朋友吧。
2002年8月25日下午7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