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谋杀
作者：何玉茹
可是，我的心情却无法轻松。
因为我的一封信，确切地说因为这封信引起的议论，导致了同班同学王卫东的精神失常。信是王卫东先写的，说对我如何地爱慕，如何地希望离开学校后继续和我保持联系；我便写了封回信，十分果断地拒绝了他，并对“爱慕”一词进行了嘲讽和批判。当时中学生都要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王卫东家在城市，不像我们有郊区农村的家可回，他和一批城市学生须要去远离市郊的县区。拒绝他不是因为他将去县区，而是他的信写得太突然，之前丝毫也没发现过他的“爱慕”。信的事我本不该告诉别人的，不知为什么就对一位女同学说了，这女同学很快告诉了另一个同学，一个传一个的，全班同学就都知道了，从此王卫东就回了家，再没来过学校。王卫东城市的家离我们村只有二十多里路，骑车个把小时就到了，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时时担心他的家长会找上门来，跟我清算那封信的事情。平时说“祸从口出”，只是说说而已，而现在我是深切地体味到了。
同学们的解散是真的解散，只要不想再联系，就永远地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而我和王卫东，却像系了绳索一般的解散，即便一个到了天边，另一个也能感觉得到，那绳索的结系在心里，稍抻一抻心就会疼的。
我的农村同学们回到各自的村子后很快就适应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集体劳动自有它的快乐，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劳力一字排开，弓腿，弯腰，下锄，齐刷刷的，简直就像舞台上的表演。总指挥是生产队长，他让大家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大家无须用脑子，只出力气就行了。在学校的时候，肩上担的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责任，回到村里，责任像是一下子转到了生产队长身上，同学们自是有些不习惯，但相比之下，那“全中国、全世界”的责任毕竟太大了，大到了不那么真实，因此没有几天，同学们就不得不向真实的责任者妥协了。我呢，心里有个驱不走的鬼，就什么都不能和同学们同步，关于责任的事想都顾不得去想，集体劳动的快乐也一点没有尝到，反倒有了强烈的对抗性反应，即一往地里走就紧张，一紧张就哇哇地一阵呕吐。医生说这叫神经性呕吐，是害怕下地劳动的缘故。这个说法我没敢告诉任何人，什么人才害怕下地劳动?是地主、资产阶级呀!我肯定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也就肯定不会害怕下地劳动。但我又的确在呕吐。我无法解释这个实在的行为，猜想着也许跟心里那个鬼有关，我害怕的是那个鬼，表现出来的却是害怕劳动，因此还没意识到害怕，“害怕”就先自个儿止不住地跳出来了。
“害怕”是精神的，呕吐却是物质的，什么事情一变成物质的就有可操作性了，因此我就天天去向生产队长请假，请假的理由就是呕吐。
生产队长名叫李单儿，三十多岁，刚刚娶了媳妇。娶媳妇那天我去看了，没看到新媳妇，却听到了新媳妇野性的愤怒的叫骂。门被她从里面插起来，她却大骂有人故意关她的禁闭。她像困兽一样在狭窄的屋里转来转去，有时会突然跳到土炕上去，对准窗外的一张脸呸地就是一口唾沫。窗户是老式的糊窗纸的那种，窗纸已被捅得千疮百孔，我站在拥挤的人群后面透过纸洞只隐约看到了她的粉红色上衣。
我没有再看下去，后来听说，李单儿不知怎么将门打开，没费吹灰之力就让她安静了下来。其实也不是李单儿的什么本事，全因那新媳妇一见李单儿就先自脱了衣服。据说李单儿和新媳妇只见了一面就把亲事定了下来，李单儿穷得家徒四壁，除了“生产队长”以外一无所有，新媳妇却是难得的美人儿，李单儿害怕夜长梦多。但没想到，刚刚举行完婚礼媳妇就疯了，与之前的腼腆、文静判若两人。这个事实几乎使李单儿也变成疯子，他找媒人理论，媒人反怪他命硬，说好好的人儿毁在了他手里，娘家人不找他算账算是便宜他了。他只好自认倒霉，好在媳妇在他面前是温顺的，他白天下地锁她在屋里，晚上打开锁就把她扔上炕去。媳妇于他，只不过是个发泄的工具。
李单儿只上过三年小学，十二岁起就下地干活儿，已是有了二十多年的种地经验，从他开始种地到现在，一切庄稼活儿都还是老样子，因此他的经验足够派上用场。队上大大小小总共三十来个地块儿，每块地的面积大小、地质如何、该种什么、什么活儿需要多少劳力他都了如指掌，每天晚上他在生产队办公室的黑板上派下第二天的活计，满满一黑板都是歪歪扭扭的人名字和地块儿名。但没人能挑出他活计安排的毛病，所有的社员都认为，他用人的准确胜过了以往所有的生产队长。
向这样的生产队长请假，我知道不是容易的事，但我无法抑制下地前的呕吐，呕吐的事发生了，请假的事就该顺理成章地发生。
我在村口找到了队长李单儿。村口有个废弃的碾盘，碾盘上已没了石碾，李单儿就蹲在该有石碾的地方。出工前他总是蹲在这里的，耳朵上夹一支香烟，手上却总在卷着旱烟。在我的印象里，上了年岁的人才这样的，再加上他长年不刮的胡子，他在我眼里的年龄，至少已有四十多岁。
我走近他的时候，他的旱烟已卷成了筒状，一头儿细一头儿粗，粗到尽头，变成细细的纸捻，做了这支卷烟的结尾。
他没有抬头看我，只顾伸出舌头，用唾液粘住了纸头接口的部分。
我说，队长，我还得请假。
请假的最长期限只是一天，这是他的规定，要想天天不下地，就要天天向他请假。
他仍没有抬头，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他显然是在找火柴。他们这些抽旱烟的人，给人的印象总是在卷烟和找火柴，抽烟的印象倒是模糊的。
我又一次说，队长，我还得请假，我的病还没好。
他的火柴没找到，卷好的烟停在食指和中指之间，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耐烦。
他说，什么病?
我说，不是早跟你说过，神经性呕吐。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有句话听没听说过?
我说，什么话?
他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我心里的笑一拱一拱的，简直都要忍不住拱到脸上来了，我说，我这是病，不是困难。
他说，病就是困难，不信你就试试，什么都一样，你不怕它，它就该怕你了。
我说，大夫说了，不好好治疗，还会引起其他病的。
他说，甭听大夫的，听我的就行了，你这病不是别的，就是在家歇病的，年轻轻的不干活儿，不得病才怪。
他说得自信又武断，叫人恨不得跟他打一架。但我的目的是不下地干活儿，打一架目的就更达不到了。
这时，一个扛了铁锨的男人找他说活计上的事，他立刻专注地跟他说去了。我就被丢在了一边。
出工的人愈来愈多了，找李单儿说话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
我发现，请假的人不止我一个，比我还结实的人也在请假。还有要求换活计的人，嫌派给他的活计太重，干不了。还有嫌人少的，说按他的派法天黑前怕是难完成。李单儿采取的态度是一律拒绝，他反复向人们说着刚才对我说过的意思，他说，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干活儿的，有歇病的，没有累病的，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只要不停地干下去，有病也就没病了，重活儿也就不重了，人少也就显得人多起来了。
人们跟他讲不通，性急的跟他吵起来，但吵的结果，还是要按他说的去做。
我耐下心来等待着。要是擅自回家把他丢下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等于旷工了，旷工一天就要罚两天的工分，就很不划算了。说到底生产队长还是比所有的人都有力量。
就在这时，忽听得身后有人叫了声“妹妹”，回身一看，原来是本族的四哥。
他总是这样，不喊名字直呼妹妹，显得比亲哥还亲，其实门头已隔了很远了，年纪也大了我许多。他脖子很长，还有些驼背，人们都喊他鸵鸟老四。一次叫顺了嘴，喊了声鸵鸟老四，他还很不高兴，拉了脸说，你喊什么?鸵鸟老四是你叫的?他的小眼睛里闪了凶光，脖子里的疙瘩鼓得老高，真就吓得我再也不敢叫了。其实，拉脸不怕，怕的是那副凶相，即便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我也没见过人家那种样子。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哥哥想给你出个主意。我说，什么主意?他压低声音说，你不就是不想下地么，要是你不下地，就得先让他下不了地才行。
他的小眼睛里又有了凶光了。我低下眼帘，不再看他。
他说，只要把他老婆放出来，世界就乱了，世界一乱他这个下地狂就狂不成了，他也就再不能骑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了。
我不由得吓了一跳，还从没有人给我出过这样的主意，在我短浅的认识中，只有阶级敌人才会出这样的主意。可是，鸵鸟老四，阶级敌人?我绝不愿这么想。我便说，瞎说什么，他怎么骑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了?
鸵鸟老四说，这不明摆着，社员们敢怒不敢言，还不是作威?他想在谁家吃饭就在谁家吃饭，还不是作福?
我说，大家是心疼他家里没人做饭。
鸵鸟老四说，是啊，大家心疼他，他心疼过大家吗?你都病成这样了，他还逼你下地干活儿，他这不是置人于死地么?所以要想翻身得解放，就不能心慈手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毛主席说得是太英明了啊!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干?
鸵鸟老四说，我没有病，没有请假，他没有逼我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哥哥是关心你为你抱不平啊。
我说，谢谢你了四哥，这事我不会去干的。
鸵鸟老四叹了口气，说，不干也罢，但你要记住，哥哥这话不会白说的，你不干，别人也会干的，现在不干，将来也会干的。李单儿这小子，你难道看不出来吗，眼睛都急红了，他是不把人逼出点事来决不肯罢休的!
我奇怪地问，他急什么呢?
鸵鸟老四却不再说什么，扛起他的锄头，一脸深奥地走开了。
李单儿丝毫也没注意到鸵鸟老四和我鬼祟的谈话，他打发完最后一个和他说话的人，目光转到我身上，说，你怎么还没走?
我说，没你的话我怎么走。
他说，我不是说了嘛。
我说，我真不能下地。
他说，你怎么就不能下地呢?
我说，这你知道，一下地我就呕吐。
他说，怎么别人不呕吐单单就你呕吐呢?
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些激动，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我还发现，他的眼睛果然红红的。
我也不示弱地说，我怎么知道，想弄明白问大夫去。
他说，甭拿大夫吓唬人，那几个蒙古大夫，我早见识过。
我说，那你想怎样，人死了你才相信吗?
他说，那你就死给我看!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简直要把人气死了，我说，你也配，死给你看，你算老几呀!
他说，甭说那没用的，你这就跟我下地，吐了你就回家，不吐就老实在地里干活儿。你这样儿的我见得多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想天天歇在家里，没门儿!
我的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但硬忍住没让它流出来，在这铁石心肠的人面前，流也是白流。我把心一横，强硬地说，我还就要天天歇在家里了，不就几个工分嘛，随便扣，在家喝西北风你也管不着!
他说，喝西北风是小事，懒名传出去，看你还能找着婆家!
我说，懒名怕什么，疯子不是还有人要吗!
说完我自个儿也吓了一跳，这种伤人的话，我还是头一回说出来。
李单儿这时张了张嘴，竟是再没说出话来。
这次请假就这样失败了，但我觉得很痛快，很过瘾，和一个大家都惹不起的人物吵了一架，还把他吵得说不出话来了，就是扣一个月的工分，也他妈的值!
回到家里，家人们早都下地去了，只有七十岁的奶奶坐在屋门前缝补衣裳。奶奶要是小上十岁，也一准儿要被李单儿赶到地里干活儿去的，地里有许多白了头发的老头儿老太太都在被李单儿逼得出大力、流大汗。
我意识到，我也在循了鸵鸟老四的思路去想李单儿了，我也许永远不会干鸵鸟老四教唆的那种偷偷摸摸的事情，但阳光下的事是不会退缩的，比如和他吵架。
我和李单儿吵架的事，家人们很快知道了，当天晚上，母亲、哥哥、姐姐，再加上从市里下班回来的父亲，四个人面对着我，当做大事一样谈起这件事情。奶奶是从不管这些事的，我歇在家里她只会高兴。
他们一致认为，我和队长吵架是错误的，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我们家从没有和外人吵架的历史，而从这件事开始我们家将可能不再被村人所称颂。再就是他们认为李单儿是个不错的生产队长，正因为他的抓紧这两年收成才有了起色，全队百十口子的日子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有一千个错也不该跟他计较。再说没准假也不能算是人家的错，你毕竟好好的没躺在床上，今儿你说呕吐要请假，明儿他又说头疼要请假，都请起病假来，队里活儿还干不干了?大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他们这么一说，倒真像是我的不是了，我不甘心地向他们提起鸵鸟老四，我说，四哥都说了，李单儿骑在社员头上作威作福，社员们敢怒不敢言。
他们听了几乎异口同声道，鸵鸟老四的话你也敢听?他那种人天生就是反对队长的，他爹当了队长他也一样反对，前几任队长哪个没吃过他的亏?
他们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却谁也不提起我的呕吐，这真叫人伤心，我说，你们，你们不会也认为我是装病吧?
他们竟然说，队长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病也是一样，你愈害怕，它就愈欺侮你。
我充满绝望地看着他们，连家人们都这样说，李单儿的说法就足可以原谅了。
这时，一直坐在炕上像在打盹儿的奶奶忽然抬起头来，说，一个个地说得好听，你们吐一回试试，吃的东西它原封吐出来变不成力气，怎么干活儿?
奶奶说的是最简单的物质变化的道理，却没有一个人驳得了她。这样，一场严肃的家庭教育才告结束。
其实，我心里明白，李单儿和父母他们的道理也许才更接近我的病症。我的病来自精神，来自害怕，只不过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害怕。我无法知晓王卫东的家人会不会来找我，又不能跑到城里去打听王卫东家人的想法，我能做的只有提心吊胆地等待。这等待是折磨人的，度日如年的，但我又暗暗渴望延长这种日子，总等不来王卫东的家人，就可能使那事情渐渐地淡化掉。可是，这种日子我又实在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久，队长和家人们联手攻击我，表面上攻击的是我的“害怕”，其实攻击的是我的承受力，有一天我真的承受不住了，那结果也许比王卫东的家人找上门来更要糟糕。
第二天，我没有再找队长请假，当然也没再出工。别看我和队长一句递一句地吵架，这时我却已经有些怕见他了。一天里只有鸵鸟老四来看过我，他说来借我家的铁锨使使。但我觉出他是来看我的，他没怎么理会奶奶，只顾和我说话。他说，你是好样儿的，比男爷们儿强，让他李单儿也知道知道，当个队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躺在床上，始终没理他，奶奶说，老四啊，俺孙女两天的工分，你是不是想给补上啊?鸵鸟老四只好站起身来往外溜，说，奶奶，我要是队长啊，歇在家里我都给她记满分。
第三天、第四天，我仍没有出工，当然也没找李单儿请假，我知道，八天的劳动都要白白地付出了。想想真叫人心疼，大夏天的，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身上水洗了一样，虽说挣的工分才值六七毛钱，但总比一分钱不挣好受些吧。要紧的还不是心疼不心疼的事，要紧的是我干的算下来总共还不足二十天，这么歇下去，没几天就会全罚光的。罚光了也罢，接下去就要开始从母亲、哥哥、姐姐的工分里扣罚了，我可以不在意自个儿的工分，他们的工分我能不在意吗?
果然，第四天晚上，所有家人的脸都沉沉的，不和我说一句话。在这之前他们已多次催促过我出工，我始终不理他们；而现在，他们却是不理我了。连奶奶的态度都有变化，从前做饭的事奶奶一点不用我动手，帮她干点什么，她就说，去去去，好不容易歇一天，好好歇着去。现在呢，不干她还直往厨房里叫，一会儿让担水一会儿让摘菜的，边干她还边说，我是为你好，你妈他们下工问起来，你也好有个交待。我非常地想问奶奶，您是不是也觉得我错了?您只要说我该下地不该歇在家里，明儿我就找队长要活儿去。
我知道，我这是自个儿都撑不下去了，自个儿都觉得自个儿在装病了。本来这种病不发作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病的感觉，一个感觉良好的人不挣工分还加倍地失掉工分，即使别人容忍他，他自个儿也是难撑得下去的。
这天晚上，大家都睡下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队办公室看工分去了。工分由记工员记下来，公开地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办公室其实是个废弃的牲口棚，坑洼不平的土地，粗糙不堪的黄泥墙，黑漆漆的挂了蜘蛛网的房顶，昏暗的挤满了飞虫的灯泡，永远赶不走的马粪、草料的味道……
黄泥墙上贴了长长的一溜儿工分单，工分单是16开的白纸，上面打了蓝色的小格子，格子里填着小小的工整的钢笔字。记工员是个很少讲话的死板的老头儿，同时兼管会计，他是生产队长最信任的人，他的账目从没搞错过，记工对他来说就像上厕所一样，下意识地就完成了。但不知为什么，除了队长没一个人喜欢他，就连我的积极上进的家人们也从不提起他，就像他从不存在一样。我在老头儿的笔迹上穿越着，一页一页地看过去，终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时，眼前竟猛地黑了一阵，什么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闭了会儿眼睛，睁开再看，发现从有字迹的最后一个格子开始，果然已有八个格子的字迹被画去了!
透过画过的粗重的笔道，还依稀可辨出活计的名字，画去的第一个格子里写着：
锄玉米 10晌 8分
晌表示时间，10晌是一整天的意思，成年人10晌都是10分，未成年人都是8分，我虽已经18岁，却仍归在未成年人之内，这是队长的决定，队里的事包括每个人挣几分的事都是由队长来决定的。可是现在，8分也已不存在了。
记得锄玉米那天，太阳格外地好，就像罩在玉米地上方的大火炉，社员们在火炉下被烤得汗都要流不出来了。我还是头一回经历玉米地的这种酷热，高高的玉米秸一棵挨一棵的，密不透风，棵下是疯长的青草，呼呼的热气仿佛正是从青草里散发出来。但将草锄掉，干燥的土地裸露出来，热度就更增了几分。抬头无望地看看，玉米秸顶上的叶子时而摇晃几下，证明着外界风的存在，但下面的人们一丝感觉不到，真有活在蒸笼里的感觉。我看到许多人都把衣服脱了，脱得只剩了一条裤衩，包括那些结了婚的女人。她们的奶子在劳动中晃动着，上面亮晶晶的沾满了汗水，不时有泥土溅上去，还有玉米叶子划下的伤痕，红一道黑一道的，使原本洁白的奶子忽然有了丑陋、无耻的意味……我低下头去不敢再看，几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女孩也低下了头，她们的衣服已整个地汗湿了，用手一攥，就有水哗哗地流在地上。透过玉米棵子的缝隙可隐约看到男人的眼睛在往这里扫来扫去，一个爱开玩笑的男人竟是哗啦哗啦地穿过玉米棵子走过来了，来了就看着女人的奶子说起荤话来。女人们却也不是善碴儿，一声喊就围拢过来，玉米棵子一阵摇动，终于那男人被撂倒了，裤子也被扒下来，那东西害羞地藏进腿裆里。女人们的奶子白花花地在眼前晃动，男人却再也顾不得看一眼，提了裤子仓皇地逃走了。女人们自是笑了一阵，却也没敢放肆地大笑，笑也是要出汗的，能省的汗总是要省的。
这只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更漫长的时间还要与青草作战。草是盘根草，看起来不高，锄下去却盘根错节，这里锄断了那里还有根连在地上。地是干硬的，与锄碰在一起发出当当的金属般的响声，使人简直怀疑会有火星冒出来。还有厚厚实实的蒲墩草，全身的力气用下去才能锄下少半的根来，一棵草锄下来，流出的汗水一准还能把这草浇活。我刚干活儿不久，两只手还是学生样的，软软的，嫩嫩的，前些天的劳动早磨出过血泡了，还没落下去，现在又起来了，还多出了几个，一攥锄把正按在泡上，疼不说，手还显得小了一圈，锄把都有些攥不住了。腿上、胳膊上满是玉米叶子的划伤，汗水一蜇，疼得钻心。我就想象，要是这时候王卫东的家长来了，看我是这副样子，他们一定会说，报应啊，报应。这么想着，感受着皮肤的疼痛，我便有些绝望，忽然地停下来，坐在地上，要停止一切的样子。可是你停止别人不会停止的，别人还照样在你身边锄啊锄的，并眼看着就锄到你前头去了，你不锄，就等着挨队长的训斥吧，就等着扣你的工分吧。即便你不在乎工分，也该在乎自尊心吧，队长的训斥会把你的自尊心伤得淌出血来，也许他还会猛不丁说出那封信的事来，王卫东的父母来找我总要先通过队长的，上边说过，外边来人要先到大队登记，至少要先跟本队队长打声招呼，为的是防止阶级敌人搞反革命串联。王卫东的父母一见队长队长就什么都知道了。知道了他还不就更有话说了?你这儿被他伤得淌血他还不觉得，还要在血上踩上几脚。那时候，我想我会恨得举起锄头砸他个血肉模糊。这种情景不知为什么每天都会在脑子里盘旋几次，可见我对王卫东父母的到来是多么恐慌，对队长的伤害是多么惧怕。我知道万一碰上队长的训斥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总会有他训斥的理由，在他的理由面前我成为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犯了错误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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