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户主
作者：刘庆邦
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时，母亲已提前把红薯和面给我准备 好了。红薯都是匀溜块儿，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粉红的颜色。我原来用的盛面的口袋，多次被老鼠咬破，口袋上下补着不少杂色的补丁。这次母亲给我换了一个补丁比较少的口袋。出门在外，东西要拣好的带，这是母亲历来的观点。帮我装好了够一星期吃的东西，母亲说，她跟我商量点儿事。自从我上中学后，母亲老是以商量的口气跟我说话。一开始我很不习惯，甚至有点紧张。后来母亲跟我商量的次数多了，我看出母亲的确很把我的话当回事，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还不知不觉变得有点自负。我看着母亲，问什么事。母亲说，堂嫂给我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堂嫂娘家那村的，姓章。那人别的条件还可以，只是家庭成分高一些，是富农。母亲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她没有对堂嫂回准话，单等着我回来拿主意。我要是说没什么，大姐就去跟人家见个面，相看相看。我要是说不行，大姐就没必要跟人家见面了。我没想到母亲跟我商量的是这样的事，一时没想好怎样表态。以前，母亲跟我商量的都是其他方面的事。比如清明节快要到了，母亲跟我商量，是不是该给我祖父和父亲上坟了。我说该了。就带上弟弟和铁锨，给祖父和父亲的坟培上新土，装上新的坟头。比如父亲死后，生产队的账本上还沿用我父亲的名字作为户主。母亲跟我商量，以后是不是别用父亲的名字了，改用我的名字。我点头同意后，账本上的户主就变成了我的名字，队里分东西时，会计一喊到我的名字，母亲和姐姐就赶紧跑过去了。而给大姐介绍对象，这件事是过于重大了。对大姐来说是终身大事，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影响也非同小可，一定要慎重对待。母亲见我不说话，要我不用着急，好好想想。说我大姐的年龄不算大，晚个一年半载的介绍对象也不算晚。我问母亲：“这事我大姐知道吗?”母亲说知道。“我大姐是什么意见?见面不见面，应该由大姐自己当家。”“你大姐说你知道得多，让问你。”大姐的信赖使我更加惶恐。大姐竟然以为我知道得多，我知道什么呢?我只知道，父亲去世后，因家里供不起，母亲就不让大姐和二姐上学了，只让我上学。我不过比大姐多上着几年学，难道就知道得多吗？是的，我正学着代数、物理，还有俄语等，可这些书本的知识与大姐的事一点也搭不上边，我拿什么作为判断的依据呢。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的话有可能对大姐的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可以随便说话。就是从那时起，我逐渐懂得，人说话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脑子说的。人说话得过脑子，说话前得动脑子想一想。我皱起眉头，向母亲提了一个问题：那么多贫下中农，堂嫂不给我大姐介绍，为什么偏要给我大姐介绍一个富农家庭的人呢?母亲接着提供的情况，让我觉得事情不仅仅是重大，简直有点复杂化了。母亲当然是转述堂嫂的话。据堂嫂介绍，章家和别的富农家庭不一样，别的富农大都是土头土脑的受憋户，而章家父子都是有文化的人，其父在我所就读的中学当老师，其子毕业于我们那所中学，正在县城读高中。我们学校的章老师只有一位，母亲一说我就对上号了，那是教我们地理课和历史课的老师。我说事情有点复杂化，是指这件事情把我也牵扯进去了，使我与这件事情有了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样，我就更得好好想一想了。
大姐不会跟我提起堂嫂给她介绍对象的事。大姐比我大四岁，她羞于跟弟弟说那类的事。从地里收工回来，大姐跟我打了一个招呼，就到灶屋做饭去了。大姐对我好像有所回避。第二天一大早，大姐又拉起架子车干活去了。队里要把村子中央的一座养鱼塘填平，男女劳力就去东河河堤一趟又一趟拉土。冬季天亮得晚，外面还是漆黑一团，我听得见大姐拉的架子车在村街干硬的土路上跳动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大姐生来好像就是为了干活，五冬六夏，一年到头，大姐从来都不闲着。白天，大姐到队里干活。晚上，大姐还要纺花织布。母亲参加男劳力干活，活更重。为了照顾母亲，家里一天三顿饭差不多都是大姐做。逢上下雨下雪天，大姐总该闲一会儿了吧?不，雨雪天气是大姐做针线活的日子。她把我们的衣服拿出来缝补，纳袜底子，做鞋帮子，有时还和村里姐妹一块儿绣花儿。可以说不论地里活，灶里活，还是针线活，大姐都做得很好，村里人都夸大姐是个好闺女。我们家离不开大姐，我没想过会有人给大姐介绍对象，没想过有一天大姐会出嫁到别人家去。这说明我还不行，看问题还不够长远。既然大姐找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当然希望大姐能找一个好人家。什么是好人家，我说不清楚。我想我们家是贫农成分，大姐的对象起码应该是贫下中农家庭的人吧!反正不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这五类分子家庭的人。须知当时的人是以成分划线的，家庭成分好坏，关系到人的脸面、地位、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成分好了，就是依靠对象。成分不好，就是革命对象，就要受管制，就抬不起头，做不起人。我们村有几户地主富农，他们的处境我是清楚的。贫下中农开会，没有他们的份儿。什么时候通知他们参加会，必是拿他们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逢年过节，或阶级斗争的风声一紧，就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训斥，一再告诫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恶劣天气派人送信，出公差干活，都是命他们去。他们干最脏最重的活，却只拿最少的工分。上面说是把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女区别对待，实际上在下面并没什么区别，村里人动不动就把地富子女称为地富羔子，批判起来往往是一勺烩。我大姐要是到一个富农家庭给人家当媳妇，就等于掉进泥坑，将处处遭人歧视，受人欺负。那样的话，我的心性高傲的大姐如何受得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怎么能够容忍!我的主意初步拿定，倾向于不同意大姐去跟章老师的儿子见面。
我不想看见堂嫂。堂嫂既然张罗着为大姐说媒，当然希望能说成。所有的媒人都是一样，他们给别人说媒时，都会表现出少有的热情。我怕堂嫂向我宣传她的观点，对我施加压力。堂嫂跟堂哥结婚时，我正上小学。新婚之夜，闹房的人把堂嫂闹得够呛，我对堂嫂很同情。在堂嫂被闹得无处躲藏之际，我把她领到堂哥家的灶屋里去了，并不顾别人对我的反对，奋力帮助堂嫂从里面用肩膀扛住门。从那天起，堂嫂就知道我是她的小堂弟，一直对我心存感激。现在堂嫂充当了大姐的媒人，母亲把决定权交给我，我要是处理不好这件事，说不定会与堂嫂失了和气。因我们家和堂嫂家住的是一个院子，吃过早饭时，堂嫂还是看见我了。堂嫂有些惊喜的样子，一见面就跟我开玩笑。她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说我怎么文静得跟个大闺女一样，回来往屋里一缩，也听不见我说话。应付堂嫂的玩笑，我显得能力缺乏，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还没等我作出反应，堂嫂把玩笑开下去，问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怎么样？看来堂嫂要把给我们家姐弟介绍对象的事包下来了，给我大姐介绍了对象还不够，还要给我介绍对象。这次我没有饶过堂嫂，说：“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怎么学会掩饰自己，话一出口，我觉出口气有些不大友好。可堂嫂一点儿也不计较，她笑着，说她早就猜准了，我不会让别人介绍对象的，我要自己谈对象，要搞自由恋爱，“你们学校那么多女同学，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说不定哪个女同学已经看上你了，你们正偷偷地谈着呢!”堂嫂的玩笑越开越离谱，她凭什么说出这些没谱的话呢!尽管堂嫂的话使我感到脸热，说心里话，堂嫂的话我还是爱听的。在此之前，我没有好好注意过我们班上的那些女同学，更没想过要和女同学如何如何，堂嫂的玩笑对我起到了启蒙作用。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上了堂嫂的当，当堂嫂让我跟她到她屋里去时，我虽然想到了是为大姐介绍对象的事，还是听从了她的手势，随她到屋里去了。堂嫂大概知道了，她这次介绍对象能否成功，我的意见将起到主导作用，所以她就不失时机地做我的工作。这里得顺便解释一两句，我们那里的媒人从来没有形成职业化，仿佛人人都有一份当媒人的责任。当媒人并不像一些庸俗读物所说是奔着什么物质性的目的，一旦当了媒人，更多的会上升为一种精神性的需要。因为我们那里有一个广泛的说法，当媒人是积德。谁介绍成了一桩婚姻，等于积下一份德。那么谁不想积点儿德呢!堂嫂向我强调了她的看法，说章老师家和别的富农家庭不一样，章老师家算是教师家庭。堂嫂说章老师的儿子很聪明，上了高中说不定会上大学，将来也是当教师的材料。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农村不是很好找的，恐怕三五个村都找不到一家。堂嫂还对我说，我如果同意大姐跟章老师的儿子谈对象呢，章老师会怎么样?这一点堂嫂没有说。堂嫂没说是对的，她要是多说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会当即拒绝堂嫂给大姐介绍的这个对象。不知什么时候，我就养成了这种对抗性的脾气，像是随时准备反抗一切外来的压力。堂嫂没有对我施加压力。我的对抗没有使出来，只是说再考虑考虑。
堂嫂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说服我，一个家庭的成分是富农，走到哪儿都是富农，不会因为家里有人当了老师，家庭其他成员的处境就能得到改善。我们村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一个富农家庭的人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村里人从没有把老师的妻子看成老师家属，还是看成富农家属。老师的妻子低眉顺眼，活得非常小心，成天价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如果大姐的前景是这样，那就太让人寒心了。
二姐也知道了堂嫂给大姐介绍对象的事，她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大姐跟富农家的子弟谈对象。二姐正要求入党，政治上比较激进。她认为我旗帜不够鲜明，警告我一定要划清阶级阵线，不能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犯糊涂。星期天下午返校之前，我本来可以向母亲表明意见，二姐这么一将我，我反倒不着急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自尊，好像还滋生了一点权力意识。我想让二姐知道，在我们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家庭，一切重大的事情应该由我说了算，二姐的意见顶多仅供参考。我对母亲说，大姐的事等我了解一下情况，下个星期天回来再作商量。
下午，我背着红薯和红薯片子面往学校走时，半路上下起了雪。天不是特别冷，也没有刮风。雪花先是一朵两朵地飘，在空中看不见，落在地上也不显眼。等我走到一座桥上，雪就下大了，雪花开始打脸。我感到了雪花打在脸上是有一定力度的。这是入冬来的头一场雪，想不到竟下得这样大。我不怕下大雪，觉得雪下得越大越好，倒是担心雪会无端地停下来。我在桥上站下，欣赏似的往河里看着。河坡里的草地上，雪已经积了一层，有些毛绒绒的。河水里存不住雪，别看雪的来势不小，一落到水里就化掉了。我听见雪落进水里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很像一根根点燃的火柴被水淹灭的声音，不是冰之声，是火之声。雪花由水变成是不错，但刚在天空飞翔了一下，这么快就落进水里，它大概不太甘心吧。由于雪遮雪障，顺河看不远，芦苇看不见，野鸭子也看不见，前后左右都是一派迷茫。在这种境地里，我反而看清了我自己。是在心里看清的。一个十四五岁、学生模样的男孩子，肩上背着一种植物的块茎，和块茎切成片制成的面，站在大雪纷飞的砖桥上发呆。背着的东西有三十多斤，不算轻。他站下时，应该把背着的东西放在地上。不知道把沉重的东西放下，证明他看雪真是看呆了。他穿着黑粗布棉裤和黑粗布棉袄，头上没有戴帽子。他头发上、肩上、背上落了一层雪。他没有把雪抖落，任有些黏性的雪花不断附着在他身上，用白色塑造着他。他想到了，雪下得这样大，母亲和姐姐她们该收工回家了。可他却一个人站在茫茫的雪地里。他生出一种孤立无援的忧郁心情。要是父亲还活着，家里什么事都不用他管，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玩就玩，该上学就上学，一切无忧无虑。特别是像堂嫂给大姐介绍对象这样的事，也许他连一点影儿都不知道，父亲就果断地把事情处理完了。然而父亲不在了，母亲就让他代理父亲的职务，把处理家中重大事情的责任交给他了。他的头发虽然很好，可唇上还光光的，离一个父亲的样子差得还很远啊!
我把忧郁的心情带到了学校里。我很少主动跟同学们说话。有同学跟我说话，我的回答也尽量简单。我在心里对同学们说：你们真幸福；你们什么也不懂!我放不下大姐的事，蹙着眉头，像是一直处于思索状态。现在想来，那种样子是可笑的，甚至有作态之嫌。因为思索根本谈不上，也毫无成果，只能在表面上给同学们和老师留下一个郁郁寡欢的印象。
这天上午，章老师给我们班上地理课，讲的是关于新疆的地质、气候条件和物产等等。章老师和往常一样，讲课时总是习惯从讲桌后面走出来，一边讲一边做手势，讲得很带劲很形象。可能是我的心理与往常不一样，我觉得章老师的眼睛老是能看到我。我低下眼装作专心看课本，把章老师的目光躲开了。我想，堂嫂给章老师的儿子介绍我大姐，章老师不会不知道。因为章老师是他们家的家长，他们家的重大事情必须通过章老师定夺。堂嫂会顺便跟章老师提到，作为大姐的弟弟，我就是章老师的学生。母亲把处理大姐事情的决定权交给我，热心的堂嫂也会把消息及时转告给章老师。可以说在这个事情上，我成了矛盾的焦点，连章老师都在等我一句话。这正是我的忐忑不安之处。说一句不嫌害臊的话，我这个年龄，有时候还尿床，我连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凭什么管那么大的事情呢？万一章老师跟我提起这个事来，不是让我为难吗？一个学生娃子，要是违背了老师的意志，会有什么好处呢？章老师讲到了新疆的哈密瓜，他说哈密瓜太甜了，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品种的瓜都甜，而且香，让人一见就禁不住流口水。章老师说你听这瓜名，哈密哈密，哪里是吃瓜呢，是喝蜜呀!章老师问全班同学，谁吃过哈密瓜?吃过哈密瓜的同学请举手。同学们左右看看，没有一个举手的。章老师不无遗憾地说，其实他也没吃过哈密瓜。对章老师说的实话，同学们轻轻地笑了一下。章老师建议，以后哪个同学若有机会到新疆，一定要尝尝那里的哈密瓜。当然了，如果哪位同学还记着他这个章老师，愿意给他捎回一个哈密瓜，他也不反对。这时，章老师又提了一个问题供同学们回答，谁愿意给他捎一个哈密瓜?新疆那么遥远，这个问题让人觉得太不着边际了，同学们没有一个回答的。我不敢看章老师，但我觉得章老师在看着我，章老师目光炯炯的，像是对我满怀期望。我的头蒙得好大，身上的汗水也出来了。还好，章老师总算没让我回答有关哈密瓜的问题，而是点了和我同桌的一位女同学的将。女同学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却不记得老师让她回答什么问题。同学们替章老师告诉她，章老师问她愿意不愿意给章老师捎一个哈密瓜。还没等女同学回答，好多同学就敦促她回答愿意不愿意。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说愿意。同学们都莫名其妙地笑了。章老师也笑了，章老师说，他不过跟同学们开个玩笑，千里迢迢的，他哪能真的让同学们给他捎哈密瓜，同学们有这个心意就行了，就算没有白白师生一场。下课后，我心里还在跳。要是没有大姐的事，我乐意回答章老师提出的任何问题。有了大姐的事压在心头，章老师提出任何问题，我都会与大姐的事联系起来，觉得事关重大，不好回答。
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拒绝让大姐与章老师的儿子见面，是因为我自己申请入团的事。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学校的一位团支部副书记(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与我们村某家有亲戚关系，对我们家的情况知道一些)找我谈话，指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写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对团组织的态度。我父亲是在旧军队里干过，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已经埋进土里好几年了，父亲的历史问题我怎能说得清。我说我父亲早就死了。当时我对这个事情理解得比较简单，以为人一死就一了百了，没什么事了。团支部副书记笑了笑，对我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让人驳不倒。他说死不死都一样，历史问题不会因为人死了就不存在了。这么说来，我申请入团的事就算吹了。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相当沉重，甚至比父亲的死对我的打击都沉重。父亲死了，我们还有母亲，我们照样可以长大成人。而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却有可能长期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在别的方面不能健康成长。这没有办法，如同我一生下来就确定了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就只能是父亲的儿子一样，不可更改。我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家庭。我们家整体的贫农成分是不错，但掩盖不了个别成员为过去的政权效过力的事实。个别成员的历史问题有时被放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遮盖了我们家良好的贫农成分，使我们家的贫农成分变成打上问号或泼了墨的贫农成分。这样的贫农成分比不好的成分好一些，比纯粹的贫农差一些，介乎于纯粹贫农和不好的成分之间。怎样掌握我们的命运，全看人家是拉还是推。人家若是拉，我们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人家若是怀疑我们革命立场的坚定性，往外推我们，我们也没脾气。我个人的体会，每到关键时刻，有人就不轻不重地推我一把，把我推到暗淡和伤心的境地。比如在入团这个事情上，人家毫不费力地就把我推开了。按说自己有了这样痛苦的体会，对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应该有所同情，有所认同，恰恰相反，别人越是指出我父亲历史上的问题，我们越是急于摘清自己，急于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家划清界线。试想想，父亲留下的阴影已经使我们的家庭不堪承受，如果再与富农家庭的人连姻，岂不等于雪上加霜!
我向母亲说了反对意见，事情就算过去了。不管是堂嫂、母亲，还是大姐、二姐，她们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她们信奉一家有女百家问的说法，哪家来问都可以。至于都是哪家问过了，就不必放在心上。可对于我，事情好像并没有过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时地就在我心上走一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章老师的家庭成分，只知道他是我们的老师。章老师讲课好，待人和蔼，我对章老师向来是尊敬的。自从我阻止了大姐和章老师的儿子见面，我隐隐觉得欠了章老师一点什么似的，似乎有点对不起章老师。我尽量减少在校园里走动，以免碰见章老师。远远地看见章老师走过来，我赶紧躲进宿舍或厕所去了。章老师的办公室，我更是视为禁区，再也不敢走进去。可是，章老师还担着我们的课，每逢章老师给我们上课，我还得硬着头皮去听。那件事情我没跟任何一位同学说起过，连对最要好的同学我都没有透露半分。自己的事就该自己消化，我不愿意让同学们看出我情绪上有什么明显反常。在课堂上，我的眼睛要么躲藏着，要么虚着，反正不与章老师的目光发生对视。其实我偶尔发现，章老师不再注意我了，他的目光从我头顶越过去，不知看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使我产生了不好的预感，章老师不再看我了，是不是正表明他对我有“看法”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预感。
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通电，每天上晚自习都是用罩子灯。罩子灯与各家各户用的小煤油灯不同，从照明效果看可以说上了一个大台阶。顾名思义，罩子灯是有罩子的。它的罩子是用玻璃做成的，下面口大，上面口小，中间鼓着一个圆圆的肚子，摸去十分光滑。把玻璃罩往灯口上一罩，灯盏顿时明光瓦亮的。有风从教室窗口吹进来，灯头儿毫不动摇。每天上晚自习时，我很愿意欣赏一下罩子灯的灯头儿。在我看来，它如一朵开不败的黄花，甚是美丽。上晚自习时，我们是四个同学共用一盏灯，为一个灯组。事情出在灯罩子上。一天，一个同学不小心，把我们灯组的灯罩子打碎了。罩子灯离不开灯罩子，一没灯罩子灯就不亮了，我们要求那个同学赔我们灯罩子。那个同学虽然很不情愿，但又没什么可说的，只得跑到镇上给我们灯组买回一个新灯罩。那个同学把灯罩子交给我时，显得很不甘心，没一点儿痛快劲儿，他说我们的灯罩子上原来有一个豁口，而他赔给我们的灯罩子是完整的，他不能让我们占这个便宜。争执了一会儿，他提出在新灯罩上打一个豁口再给我们。我是我们那个灯组的组长，我同意了。不料那个同学在玻璃灯罩上制造豁口时，手劲没掌握好，哗啦，灯罩子全碎了。这样一来，他还得给我们买灯罩子。那个同学的做法引起了全班同学们的耻笑。他有些红头涨脸，找老师告状去了，把状告到了章老师那里。我想他告状我也不怕，我有理，他没理。那个同学回来，传我到章老师办公室去，我才觉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章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没容我解释，一上来就认定在灯罩子上制造豁口是我的主意，对我严加训斥。如果章老师把他对我的训斥限制在有关灯罩子的问题上，我虽然也觉得委屈，但委屈不是很大。老师训学生嘛，天经地义。章老师一再说我人小鬼大，这就有些超出了灯罩子的范围。不难联想，我不同意大姐跟章老师的儿子谈对象，章老师心里有气，就借机把气撒在我头上了。我是第一次听说人小鬼大这个词，并不懂得它的确切含义，其中的一个鬼字，让我听出了羞辱的意思。少年丧父和母亲的推举，使我养成了病态般的自尊。对于这样的羞辱，我很难承受，觉得委屈有些大。我的鼻腔子酸得紧，眼泪也在眼皮下一拱一拱的，急于流出来。但我使劲克制着，绝不允许自己流眼泪，不许自己哭出来。章老师这样待我，我没必要在他面前流露出半点软弱。我用自己的牙咬着自己的下唇，把嘴唇上咬出好几个紫牙印子。
母亲不会想到，她把家庭的重大责任交给儿子承担，她的未成年的儿子会蒙受这么大的委屈。我的表现还算可以，回到家里，我没有提起过自己所受的委屈。你既然把责任接过来了，就该咬紧牙关负责到底。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没跟母亲说起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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