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抚摸经典罪徒的化石
作者：毛志成
我这里说的“罪徒”，取义有二：一为恶徒，指那些有恶性、恶行因之犯罪的人；一为苦徒，指那些因为种种莫测命运、无序风雨而一世受罪(即受苦受难)的人。
世上的犯罪者、受罪者古今如蚁，举世如蝇，而回溯起来能化作经典记忆、书写出来能进入经典文献的人，万不及一，盖因某些人虽然可以构成“这一类”，但绝难构成“这一个”，或曰从未具有原创性，只带有仿制性、复制性。而那种具备原生原创属性的人，作为人他无论是善类还是恶棍，都有认识价值或表述价值，总之有经典质地、经典色泽。即使成为化石(包括美石、丑石)，历史总会抚摸它、玩赏它、吟咏它。
余年六旬，以《百年世相》成文，并无虚拟之意。因为我在五十余年之前即刚刚记事时，就曾与那时的五六旬者、七八旬者相识，他们的实际模样或向我复述的回忆，都永远是活的，是不泯的。至于我本人，大半世的种种亲历，发现到的经典人物(尽管包括经典混蛋、经典蠢蛋、经典坏蛋)也颇不乏。
今天的世界已成为复制品——包括胎儿在母腹中尚未展开的呼吸。为此，回眸或反刍一下经典物种(人)，至少能使我们筛滤一下形形色色的“伪生动”。是为小序。
一、经典愚氓
一九六七年秋，华北平原上的一个芥豆小村，即我故里的某个邻村，发生了一桩“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一伙“造反派”们为了实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世界一片红彤彤”，要将“四类分子”统统活埋。造反派们(特别是本地中学生或曰红卫兵，以及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青年文盲)，究竟是出于假意的恫吓目的，搞一搞不当真的恶作剧，还是果真要“体验杀人快感”，已经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村外挖下的十余个坑是真的，老老少少的一串“四类分子”也真的被牵来了。围观者涌了来，也是真的。时值我在我的原单位被批斗得太苦，偷偷逃亡一次，真切地目睹了这种景观——当然是混杂在路人中。
关于那种场面，我已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不想细述，总之是可怕极了。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位救星，是她的疯狂抗议兼之拖延了时间，引来了派出所的警察，才避免了这场悲剧。
这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岁，姓冯，人称冯二奶奶。在我的印象中，解放前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村民就称她为冯二奶奶。她早年丧夫、无儿无女兼之贫穷，只有一间草房。解放后土改时她分得了两三亩地，也是经常荒芜的。冯二奶奶靠什么活着?只靠“穷横”。谁家地里的庄稼熟了，她总是抢先拿着筐篮去“拾”，无人敢管。谁家过年过节，改善一点伙食，哪怕某家偶然地摸了几条鱼、捉了几只鸟弄回家炖了，她也凭嗅觉追了去，坐下来便吃。尤其是大小“财主”家，她非但进门就喊“我饿了”，而且一再强调“我不吃剩饭，给我另做”，有时甚而一连三四天住下来。由于她辈分高，连许多已经做了奶奶的人在实际上也比她低一辈或两辈，因此她到谁家都要大耍长辈气派，没人敢惹。
大约六十年代初，举国兴起了“忆苦思甜”热，冯二奶奶便抢先带了头。特别是将“忆苦思甜”升华为“大长革命志气”，因之比赛贫下中农“革命气概”的时候，冯二奶奶同样成了主角。她被请上台来，坐下便拍着胸脯子说：“不管谁怕过地主富农，反正我没怕过!当年对地主富农，我进得门来，他们都恭恭敬敬地把我让到炕头上，沏茶斟水!我说我饿了，他们谁敢磨磨蹭蹭地不给我端饭?我说天凉了，衣裳薄了，谁敢不把棉袄棉裤送上来?还反了他呢!不论多大的财主，都没我的辈分大，我说一谁敢说二!地主富农压迫人，谁敢压迫我?都只能让我压迫!”
后来阶级觉悟高的人纳过闷儿来，觉得冯二奶奶的话“有问题”，也就渐渐地没人再去请她“做报告”。
“文革”来了，斗“四类分子”越斗越凶，终于演变成那场活埋人的恐怖剧。
那日，那时，那样的人影，那样的声音，都闪烁着鬼怪世界的特殊颜色。鼓动者和参与者都红透了：红色的标语，红色的袖章，红色的喊叫，红色的眼睛；近观者、远看者都有灰色的面肌，灰色的眼神，灰色的瞳孔，灰色的呼吸。只有从作恶者喉咙里发出的兽哮兽吼，伴之以铁锨与沙砾的杂乱磨擦声，没有任何同情式的呼应。待毙者早以麻木，连哀乞、哭泣都已冷凝成僵尸，任何喉咙都不再发出声音。
就在这个像是从来没诞生过人类世界，或是人类世界早已死去多年的可怕的空隙时刻，一个人的斥骂声音由远及近。最后的巨声是：“王八蛋操的们!兔崽子们!驴配马下的们!造孽吧你们!老天爷打了一万年的盹儿，胡乱养了千万百万的狼羔子，我活了八辈子也没见到过你们这样的活畜生!二奶奶我管不了你们，坐下来哭他们(指被埋者)一场谁也管不住!”
冯二奶奶扑了过来，坐了下去，大哭的声音响彻数里，似哭似唱。她拍一下大腿，哭骂一声。我至今仍能忆起这样的话：“我哭天呀，天没眼呀!我哭地呀，地没心呀!我见了鬼呀，鬼都有心肝呀!我见了阎王爷呀，阎王爷判案也有个公断呀!我是混蛋呀，可我没忘记谁送过我一块馍、谁送过我一件衣呀!要活埋人呀，先埋我呀!反正我活了六十多岁呀!见了这样世道呀，早闭眼早心净呀……”
由于人们(包括所有在场者)的惊愕、好奇，也包括冯二奶奶的嗓门大、声音高，邻村的人也陆续聚来了。加之冯二奶奶猛地跳进一个坑里，死活不起身，拖延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一场凶险总算过去了。
冯二奶奶是草民，但很经典。比起成团成簇强行佩戴着政治徽号的“俺贫下中农”、“俺无产阶级”之类来，只有冯二奶奶们不朽。
二、经典土匪
半个多世纪前，我五六岁。我的家乡是一个孤陋到对“革命”未有一丝耳闻的小村，那里的人尚未取得“劳动人民”的美誉，大都是传统性的“庄稼人”。白天(特别是春夏)都只能到地里干些“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勾当，惟一有闲的就是夜晚，男人们聚到门外，坐下来“神聊”。五六岁的我，便喜欢呆呆地去听。那时，我就风闻到村里有个姓佟的人是土匪，三十多岁。人们疑他为土匪，只知道他不务农事，闲居在家，三五天或十几天便悄然外出一次，带着枪。若干年后的“文革”时期实行“内查外调”，只是零星地查获一些消息，说他当年在什么反动帮会当过“帮丁”，多次干过帮派之间互杀互掠的事，而且为人异常凶残。至于再多的事，谁也说不清。我五六岁时只知道他在本村是个闭口不提“匪事”的人，而且从不伤害邻里。农闲时村民于夜晚小聚，他也常来凑趣，我有幸认识他。此人最欣赏的活动是与同龄男人一起胡乱说些笑话，尤喜与人摔跤，比输赢。别人对他的态度有三：一是你不能有意恭敬他，否则认为你避他、戒他；二是你也不能疑他、冷他，最忌讳别人有意无意中说“丢了东西”之类；三是他最喜欢别人跟他开玩笑、摔打。你跟他开玩笑，骂他骂得越“狠”、越“荤”，摔跤时摔他越用力而且把他摔倒，满地打滚，他越高兴，认为你够朋友。例如有人笑着骂他：“佟顺儿(他的名字)你这王八蛋就会吹，口称‘跤王’为什么让我摔得像狗爬!什么‘王’?操你奶奶的，纯粹是我孙子!”他当然也会回答以笑骂，然而心里是高兴的。
某次有人不慎，说了些“丢了东西”之类，他忍之再三，再后还是一跺脚说：“妈的你们穷得连条像样裤子都没有了!说丢这丢那，给谁听?明天我做个样儿给你们，看看咱这村有没有丢东西的事!”
第二天，他将两三丈长的几串铜钱挂到树梢上，使之垂落在地，说是“丢一个就算是我偷的”，十几天过去，钱自然不会缺少一枚。
后来，外帮土匪趁夜从村外涌来，打着枪，叫骂着。村民恐惧，求到“佟爷”。他很有威风地登梯上房，从烟囱里抽出一支枪，一边开枪一边喊骂。外帮土匪果然吓跑了。
解放后土改时，鉴于他无土地，自然定为贫农。因其有余威，又因其“成分好”，曾一度在村“领导班子”中担任了“调解委员”，专门解决村民纠纷、家事纠纷。他那笑吟吟的脸，巧妙的语言，很有效。
“文革”时他自然理应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揪斗时被打得血淋淋，但他的忍耐力惊人，一言不吭。强逼着让他说话他便叹口气说：“你们常说地主、资本家以及像我这样的土匪古来多狠、多毒，血里呼啦的。实话说吧，你们十天半月干的恶事，抵得上旧社会恶人一百年干的……”造反派狠狠地打他，他又叹气说：“打就打吧，我能让他们打死，也绝不能让你们吓死……”此时，他居然没忘记给几个地主、富农说情：“我和他们自小熟识，我了解他们的为人，胆子比芝麻小，当年就怕官、怕匪、怕穷人，现在更经不住打。我跟他们都是小时候的伙伴，如今我只求一件事：他们的打，都让我替了吧……”
他最终被折磨死了。死前，他愤愤地说：“下一辈子，我宁可当个土匪，而且是逞凶霸道的土匪，也不……”
他没有说尽的遗言是什么，我猜不透。
三经典叫花
数百里外的农村，据说安装了电话的人家也已不少。于是就有我的某位童年之友(其实我们都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为了试试刚刚安装的电话，四下里乱查、乱寻我在北京的号码。那一天，突如其来地叫通了。随着一番寒暄之后，向我谈及了很多“老人儿”(即熟人)。实话说来，几十年未通音信，提到的人我大多毫无印象，于是只好装作记得记得，并信口搭腔地说些闲话。
“巴矬子死了!就在前两个月……”对方像是谈到一位名人似的，半嘲讽半感叹地说，“死得也果真像巴矬子，古里古怪的”。
据说，那位绰号巴矬子的人活到离“八十大寿”仅仅差十多天的时候。此前，家里人确实有意为他祝寿，他哂笑着说：“别扯淡了!老天爷认为我活到七十岁就已经有罪，何况八十岁！妈的我还是像电视里的武打片说的，来个‘自我了断’是正经……”人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谁想他某日拄着拐杖走到村外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向铁路走去，火车来了，他走到路轨上，径直迎了过去……
我怀疑这是不可信的传闻，是别人编造的或虚构的，为的是渲染巴矬子“一世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
不管这些，反正巴矬子确实传奇。我无法不沉吟良久，忆起了他的一世。
我五六岁时，即解放前的三四年，就认识将近三十岁的巴矬子。他的父亲“老巴矬子”，那时已死去五六年。矬子就是矮子，据说巴氏父子都矬，身高一米三四，但腰粗肩宽，给人一种“长宽比例一比一”的印象。巴氏堪称“叫花世家”，代代都厌于务农，惟以乞讨为业。久而久之，便以此为习、为趣。其实，他对“叫花哲学”有很独特也很深奥的理解，别人多达不到这种层次。
解放后刚一土改，我家成了“土改对象”，那时我就发觉了巴矬子的不凡之处。土改后发榜，他是当然的“首户贫农”。那时，有的贫农很本能地实现了“政治化”，有的做了积极分子，有的担任了各种官衔——如村长、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等等。惟独巴矬子是个例外，他对“政治”不仅冷漠而且鄙夷。对那些“红”起来的人，他常常用乜斜的眼神报之以哂笑，或是用刻薄的冷言报之以戏弄。常用的话是：“小子，听我的话没错儿——老天爷用什么穷胚子造的你，你就永远是穷货!穿上唱戏的衣裳你可以装皇上、装娘娘；脱下衣裳光腚子，你还是跟我一样，叫花子一个!甭看神气，迟早从哪条道儿上来的还得回到哪条道儿上去!”
在他的心底，对那些当初施舍过他、周济过他的富人(特别是信佛的老太太)，在心底其实是始终崇拜的。土改斗地主时，人们坐在场院上，无论别人喊什么“革命口号”，巴矬子常常歪在树下打很响的鼾，或故意放出很响的屁，意在亵渎革命口号。
巴矬子是绝不涉农务的，他甚而可以坐在家里“静饿”。他的“饿功”实在惊人，三五天可以不吃饭，好像只凭睡大觉、喝凉水就能熬下去。到了“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反正“一切财产都是国家的”，他便公开地到地里掰一筐玉米，刨几块红薯。西瓜下来，他便大摇大摆地专拣大个的吃。人们之所以不敢说什么，此中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但内心对他总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
有一次，某位当了公社治安委员的人(自然也出身于贫下中农)，一是觉得巴矬子惟以偷偷摸摸为业，有碍“革命纪律”，二是觉得巴矬子太损害“贫下中农形象”，而且思想落后到近于反动，便弄一些人把巴矬子叫了来。先是骂，巴矬子照例乜斜着眼睛不语；后是打，他冷笑尤甚，乃至挑衅：“孙子，要动手就来狠的!下手轻了，连给我当徒子徒孙的格儿都不够!”如此一激，打人者果真发了狠。
巴矬子的挨打功夫，近于神话。在好几个人对他进行暴打中，他俯卧在地，低着头不吭一声，没有半句呻吟。待到人们打累了，停了手，巴矬子又开口了：“孙子们，要有本事就让我断了气儿，千万别让我缓过劲儿来。否则，我的命再贱，用你们七八个来垫背还是够本儿的。”
打了五六番，拳、脚、棒又下得很重，巴矬子的话一次也没改。这时人们才意识到，真正可怕的人物是巴矬子。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心里将有多狠、多毒!
果然，打他的人反倒陆续被吓跑了。然而，你能逃脱么?人们一经忆起巴矬子(特别是前代老巴矬子)的当年传闻，恐惧感就加剧。据说，当年的世代巴矬子都有很传统的意识和习性：由于天天与饥饿为伴，兼之战乱、瘟疫，对生死看得很轻。因之对别人的生命也看成一草一虫，稍稍一踏就会断气儿，何况为此而“踏”掉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一块馍、一句口角而推人下井、踢人落河、以石砸人致死、用铁棒将人击毙的事，看得比正经庄稼人锄一垄地还简易。
现在，他偏偏又是贫农，干什么恶事也当不成反革命。暗中干什么阴毒的事(包括把别人家的孩子偷偷推进井里)，只要他不认账，你能把他怎么样?
一时间，恐怖气氛弥漫了全村。很多打他的人及其亲属，都只好偷偷地向巴矬子求情，说些奉承话，当然也必须送上重礼。
这一次，巴矬子宽恕了对方。自此，他也就像是当了无冕之王，颇神气。
他的真正非常之举，发生在“文革”。巴矬子就是巴矬子，对什么“革命”、“造反”之类的鸟事一点也不上瘾。有时只是当成看疯子、看傻子的有趣折腾偶然看上两眼，有时则连这样的兴致也没有，照旧睡他的觉。或是在肚子太空的时候，到县城的街上胡乱抢个红袖章戴上，走进饭馆坐在什么人的饭桌上先喊几句：“老子是十八代贫农!如今穷者为尊，老子吃谁都有理!”继之就吃。但对这样那样的政治性武斗，一点也不感兴趣。也就是说，让他平白无故去干血腥的事，他是提不起精神的。反倒对造反派疯狂的“革命义愤”，他常常冷笑着说：“傻蛋一堆!十天换一个皇上，一万年也轮不到你来当!老天爷造你这样的胚子，到什么时候也是为了让你去受罪的。想充‘贵人’?到头来更受罪……”
一次批斗“四类分子”，一个八九十岁的地主婆连折磨带惊吓昏死过去。一直到散了会，也没人理会她。夜深了，趁四下无人，巴矬子把这老太太抱到自己家里。待到这老太太醒来之后，巴矬子说：“当年你救济过我，如今轮到我孝敬你。”他到外面胡乱地偷一点东西，给她吃了。她儿子当年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便在外省某市当了市长。巴矬子宽慰老太太说：“听我的话没错儿——熬过了大劫之后，照样有大福!”
“文革”正凶，我在我的单位自然备受折磨。趁造反派打派仗火热时，我偷偷回乡一次。半夜时，很巧，在村里遇上了巴矬子。他很鬼祟地把我领进他家，着急地说：“你糊涂!怎么往这里跑?以你的出身，有人会活剥你的皮!冲你的上辈人对我有恩，加上你小时候是我看着长大的，心眼正经，你就先在我家眯上几天吧，没大险的时候再回去……”
他供我吃了几天饭。当然那饭是他到镇上的餐桌上“划拉”来的。
十多年过去了，巴矬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真也怪，他发财了，靠的是养“五毒”。巴矬子自幼吃“五毒”——蛇、蝎子、蜈蚣、蟾蜍、壁虎。这些东西一见他，本能地吓得颤抖、僵死。前些年，他靠养蛇、养蝎子等物(当然也靠欺行霸市)发了一点财。在村里，他是第一个穿西服、盖两层小楼的人。不过，他的“叫花哲学”依旧，逢人就说：“我的胚子就是叫花子。如今有了几个钱，是老天爷打了盹，让我蹦一蹦。老天爷醒了，给我一巴掌，我还是叫花子。”有人向他借钱，只要是当年的造反派，他非但不借，还揶揄说：“你就配当穷人!让你有钱是天理不公!借钱给你?我自己还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叫花子道儿上呢!”
相反，某次我回乡时他几乎是强行地要“送”钱给我，原因是这样的：土改时，我家只有权留下一个很残破的小院和两间很陈旧的房。若干年父母去世，弟弟也外出工作，这所破宅已无任何价值，只好荒置。巴矬子居然要花五万元(当时是神话数字)买我的故宅。我出于对他的友谊，笑着说：“你要用那破宅子就用吧；至于钱，你赏我一顿酒肉就可以了。”巴矬子很固执，一定要如数付钱。后来，他说了心里话：“我为的是买你家的风水!你不要钱，就是我的心不诚，风水也不会移到我家……”
他继续说：“你家的那个旧宅，少说也有八九十年了。当年，听老人说，再早的宅基是你太爷、你爷爷的家塾，是读书的地方，出过举人!今天，你高低也成了大文化人。这叫风水!可是我家，虽然如今有了几个钱，可你看我的儿孙，照旧像是傻子、混子，提起念书就像是提起小孩吃药，哇哇叫……”
我有事走了，一直没有机会提这件事。
几天前，我听说年近八十岁的巴矬子死了。细问他死的原因，通过查问和我的猜想，事情大约是这样的：他富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又败落下来。许多“大款”涌出来了，而且十之八九不是文盲，其中在数百里内外专搞“药用生物养殖业”的就有好几家。巴矬子的“企业”，也注定渐渐垮了。而他的儿孙一代，一个成才的也没有。越是抖富，越显露出世代巴矬子的叫花底色。而且，大多不孝。据说巴矬子迎着火车走去的时候，事先已经把家里仅有的存折、存款都装在衣袋里。又据说他死前的几日，嘴上嘟哝的话总是这样几句：“人从哪条道上来的，高低还要回到哪条道上去……”
巴矬子是什么人?我至今也不能用几句话(乃至用很多话)对他进行“品格定位”。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值得关注的：当年十亿人争着“造反”，争着佩戴政治徽号(如“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的时候，巴矬子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些标签的可信性。这一点，是巴矬子的愚昧落后还是他另一种独特的悟性?我实在不能判断。巴矬子没做过什么善事，一生中几乎都在“下作行为”中度日的，偏偏他又不是百分之百的虚无主义者，总是模模糊糊且又很固执地迷信着什么，崇拜着什么，而且不被任何“流行”所俘虏，这是他的愚腐还是他的奇特?我也弄不懂。特别是当他发了财、成了一方富人的时候，他始终被悲观困扰着，好像等待他的注定是最终的悲剧。他是杞人忧天?还是有特异功能式的可信预感?我更加揣摩不透。总之，我们对他那种以个性形式存在的人知之甚少。
好在他死了，我也只能写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式的文字，算是对他的缅怀。
巴矬子作了古，无疑已成为历史遗迹，而且越来越成为历史化石。但我还是不能失去对这样的化石进行凝视、观瞻的愿望。最后又只能以两句貌似矛盾的话作为结束语：
巴矬子千古。
但愿人们把巴矬子彻底地遗忘吧。
四、经典地主
积我几十年的溯古、研今、观察、体验，发现地主阶级在类别上有三种：官僚地主，恶霸地主，正宗地主。前几十年(也包括今天)的“革命作家”，其实大都只会写出、编出官僚地主(与贪官同义)，恶霸地主(与匪首同义)，而对于正宗地主(即专门以经营土地为主业的人)则回避有年。这个粗疏，后来至少是我们的“阶级斗争”导致举世灾难的原因之一。
前些时候我在家乡亲历了一个百岁左右“地主婆”的葬礼，人性苏醒的十里八村乡民都涌了去，花圈、礼品堆积如山，哭声、泪水也大都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我看，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地主的属性近于正宗地主。
五十多年前我在几岁时就与这家人有亲戚关系，与我家相距五六里。那时这两个地主夫妇大约四十余岁。别的印象我都很淡了，首先忆起的是他家辈分极低(源于世代家境好，娶妻生子早)。连村民中乃至几岁的孩子，论辈分都是这对夫妇的“叔”(姑)、“爷”(奶)、“太爷”(祖婆)。而且，他一家特别尊重辈分。分派十几名长工的任务，或是给长工开饭时，都必先称一声“叔”、“爷”、“太爷”。我记得女地主雇来几位村妇给他家做冬衣，来的一个年轻姑娘才十六七岁，四十多岁的女地主便抢先迎出门，让进了房之后抢先敬茶，谦恭地笑着说：“劳动太姑奶奶了，我先给您纳个礼(即作揖)。”对方说：“孙侄女别外道，坐吧。”
每年春节，这对夫妇给每家拜年时家家必到，作揖、磕头的次数也就比常人多几倍，连对小孩子都不遗漏。年年都要把棉裤的膝盖处磕破。于是，满街里都能听到这对夫妇的“叔婶”之声、“爷奶”之声。辈分大的村民也不能客气，总是摆着应有的架子说声“拜就拜吧”，谁也没在意这是拥有两千亩土地的财主。
解放、土改之后，只有几年，这家几乎是最早摘掉“地主”帽子的人。此中固然有特殊原因(他们的儿子上大学时就是学潮骨干，后来参加革命入了党，解放后到外地做了大干部)，也源于这一家辈分低，虔诚地敬长敬尊，那些当“叔”、“爷”、“太爷”的村干部很本能地要讲几句好话。
更滑稽的事是：在这对夫妇摘帽之后不久，生产队里进行不记名投票选举队委，他俩竟然获得了最高票数。继之，女的当了妇女队长，男的当了会计。追其原因，可能由于他们都见过大钱，不计较蝇头小利。时年，他们都是五旬的人。别人也不太计较“女队长”的干活多少，有她公平地分派任务、公平地确定工分就可以了。
有一两年，我目睹了他们的喜悦神情，感受到了他们对新社会的喜欢。反倒认为当年做地主时颇有苦意：怕官，怕匪，怕痞。我亲睹过他们熬到深夜算工分的认真、精细。然而这样的事很短暂，不足两年就被“大讲阶级路线”的世风冲击掉了。
“文革”中，谁还理睬他们是否摘了帽?照例将他们弄到台上拳脚相加，且斥且骂。特别是十几岁的红卫兵，他们心目中的“地主”只是个反动符号，很习惯于“打翻在地”。男地主有幸，及早“病”死了。女地主已是七十来岁的人，继续被“打倒”着。她除了上台挨斗之外，还要下地干活，工余时间还要扫街。她除了将这样的年月看成一般性的“兵荒马乱”之外，对此外的“政治”之类一无所知。挨斗的时候，一失神，就忘记了现实世道，说些隔世性的傻话。某次她站在台上与一伙“四类分子”共同挨斗时，见到台下的近处有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打架，她竟然忘乎所以地走过去喊些制止性的话：“松手!松手!论辈分，连我这当大侄女的可都不恭敬你们了!”
顺便说一句，她那位做高官的儿子当年也是靠极左升发的，刚一解放就登报声明“断绝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此后久不回乡探亲。但做母亲的似乎从未提及此事，无一丝怨尤。百岁左右的“老地主婆”死了，村民为她搞的葬礼很隆重。七十岁的儿子从外地回来，误时颇久，受到了年老村民的群起骂之斥之。
对这样的地主，我不想再做什么评价，因为她早已成为化石。但是面对这样的化石，抚摸几下总是不太犯忌的。
五、经典商贾
当年我在某小镇上做中学教师的时候，在“文革”之前就认识这位被称为“资本主义顽固堡垒”的人，四十七八岁，姓姜。此人是举世罕见的近乎绝无仅有的拒绝“公私合营”，而又抗拒得成功了的人。
当年“公私合营”之前，他开了个小药铺。看上去他笑吟吟兼之有一点油滑气，待人热乎乎，但却是个“蔫有准儿”。据说五八年举国进入社会主义，所有的个体商贩都接受了公私合营时，他软磨硬泡，死活逃避合营。因为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不构成“反动”，最终谁也无可奈何，他的个体小药铺留了下来。
“文革”来了，横扫一切，他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无疑被横扫了。但是他要吃饭，又无经济来源，只好求到造反派头上。当时闹得最凶、行为也最野蛮的是无业的“临时工造反团”，处处挥着大棒子搞打砸抢。
姜氏走进该造反团的门，点头哈腰，递上烟亲自为造反团头头点燃，谦卑地说：“老少爷们儿，诸位闹革命、闹造反，我一万个拥护!我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又说人民内部都要吃饭，所以我就跟毛主席的好战士来商量了——总得给我弄碗饭吃……”
造反团头头瞪了他一番，冷冷地说：“你先表态!你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
“我向老少爷们儿，哦不，我向毛主席保证——鄙人是革命派。”
“那你支持谁?”
“这还用问吗?我当然支持你们这派!”
“为什么?”
“咱们都‘无产’嘛，革命性儿百分之百!”
“给你个红袖章，先戴上!”
“是是是。看，戴上咱这派的红袖章，多威风!顿时就从心里冒出一股子革命劲儿。”
“那好，我立刻任命你。”
“您任命我什么?”
“少说废话，跟我们走!”
一伙暴徒挥着木棒，一路喊着“造反有理”口号，来到一所中型(地区级)医院，走进大门便喝令所有的院领导、医生、护士“滚出来!全体集合!”用大棒子挥来挥去，谁敢不遵命?乖乖地走出来，继之集合、列队。
造反派头头当即指了指姓姜的人对所有医生喊道：“现在，我代表我革命造反团，任命姜同志为本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兼党代表!工资每天两元!有谁不服，立刻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大棒子的保护下，姜氏走进了院长办公室。造反派走了之后，姜氏照旧对医生们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地说：“诸位诸位，大家都是为了口，活得都不容易，我奉劝老少爷们儿以和为贵，不兴你争我斗——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我的面子，写大字报只写些流行话儿就成了，千万别搞恶语伤人那一套……”
知情的人都摸姜氏的底，都明白他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党员。但有大棒子撑腰，谁也不敢出气儿。应该说他“执政”的那一两个月，医院最平静，医生最安全，医疗秩序也最正常。
后来那个“临时工造反团”被别的“派”打垮了，医院内的少数造反派也抬了头，把姜氏“揪”了出来，进行批斗，把他定为“党外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资本主义代表人物”。
挨斗时，他照例向台下的人点头哈腰，说些自卑自谦的话：“诸位，诸位，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说我搞资本主义，高抬高抬，我一介草民哪有这样的本事?”斗急了，打急了，他就编笑话：“诸位诸位，我交待，我交待。话说这一天，闲着没事儿，我去了趟美国、苏联，找了美帝头子、苏修头子。因为他们搞资本主义，我就弄了两根麻绳把他俩都捆来了，本想交到诸位手里发落，谁想醒来，妈的是个梦……”在场者都笑了。
十年后，改革开放，他是少数首先富起来的人之一。可惜始终没发大财，大约也不愿发大财，对于“形势一天一变”仍顽固地相信，余悸始终未消。他永不穿西服，只穿中式长衫，头剃得光光的，照旧见人笑嘻嘻。
六、经典右派
当年反右时，我见到过一个本来尚未反到他的头上，但主动申请做右派的人，而且声明：“你们若是不给我定成右派，我将感到奇耻大辱……”
也许，这才是个经典右派。
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谈一点并不多余的感想：
恕我直言，当年中国弄出的“右派分子”，骨头和灵魂都“右化”的人千里无一。有的被弄成“右派”，一大半只是源于出身黑些，历史地要注定被划归为政治上的另类；一小半是源于有些才能或业绩，被人因羡而妒，或是因为有点名位兼之也注定多积一点高于常人的款子，被人因妒而恨。加上某些人鼻息如雷，恃才(财)逞傲，撩动了各式“翻身者”很惯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夙习。实话说来，倘若让这样的人换个戏去演，很可能也会哗众式地演成“左”模样。
彻骨式的右派是有的，因之能成为经典人物，可惜少得可怜。我见过这样的右派，他可能是世上惟一主动申请当右派的人。 那时，我正读大专。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我到某民政部门闲看过一场“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台上被批判的人是个老人，没有什么特色，站在台上颇有恐惧感。某位批判者的最后吼叫是“对这样的右派分子谁还同情?你站出来!”就在这时，有人应声而起：“实在找不到同情者，鄙人只好算一个了。” 随之登上台的，是一位也已年逾五旬的美髯公。台下台上的人都有一瞬惊愕，继之那位批判者指着美髯公喊了起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也要交待你的反动思想!” “交待什么?”美髯公强作乐观，但苦涩地说，“我已经同意被划归右派一类了，还要我交待什么?” 有人吼着问：“这事本身就奇怪!你为什么亲自跳出来要求当右派?” “诸公真想知道?” “废话少说!交待!” “我本不想做右派，我一见右派的可怜模样，就觉得他们当右派当得不够格，但我一见到台下诸公的‘左派’威风，就更怕你们把我归在‘左派’一类，若此，我将羞愧始终……” “什么意思?!” “诸位临镜自照一番，再扪心自问一番，就当承认：你们心俗，情伪，性贱，态蠢，状陋……不像正经中国人!” “打倒右派!不许右派如此嚣张!” 美髯公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举了举说：“我嚣张与不嚣张，都无什么意义。因为我已经其寿不永……” 人们聚到一起看他的诊断书，先是都吃惊一番，但“政治第一”，批判还是要继续的，只不过人们的“义愤”和声音小多了。 美髯公反倒坚持说：“请速定我为右派，否则便来不及了。若是你们一粗心，给我弄成个‘左派’，那我可要蒙羞于地下，连当中国鬼的资格都没有了。” 因为他毕竟不是“主批”对象，只认为他有“故意捣乱”之嫌，暂且把他轰走了。 后来我听说他照例被定成了右派，好在他不足半年就死了，了却了他以右派形象画个句号的夙愿。 七、经典“左派” “文革”中，所谓的“左派”(即“造反派”)，若是以“政治品质”的标尺来衡量他们，其实是你的一种糊涂。据我的体验，“左派”中的999％大都源于人格卑劣、心理污浊。有的无德，与恶人、小人、油子、痞子是近缘物种；兼之寡智，是愚人、蠢货、白痴、笨蛋的分蘖物。什么“政治”运动!无非大都是各种毒心、恶举、丑行、蠢事的肆意表演，他们有什么可以真正名之为“政治”的品位! 然而，我又确实发现过“真左派”、“纯左派”。只因为其“真”，其“纯”，便可悲而不可仇，可恨而不可鄙。 粗粗推算，此人应该是七十岁的人了。“文革”中我二十六岁被“揪”出来(那时我和她都是中学教师)的时候，她才三十五六岁。 这是个从骨子里就左的人。她出身于资本家，百分之百虔诚地追求入党，而且百折不挠，确实做到了整个灵魂的“革命化”，因之左起来就十分极端。她起初只是被“党的领导干部”暗暗风示“毛志成很反动”，随即就很本能地认为我反动，处处感到我反动。待到“文革”，人们给我写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包括我的政治戏语和我的日记、小说稿、札记)，似她那样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便没有一点理由不认为我是“反动透顶”、“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她写的大字报又多又长，上纲上线无以复加。批斗我时，她上台发言，恨我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连语气都有抖动感，震颤感，哽噎感。 但她有一个十分难得的特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搞武斗。学生动手打我，她扑过去，发疯般地大喊：“毛主席指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你们打人，就是变相反对毛主席指示!”教师见学生打我时大多不管，乃至取悦学生的野蛮行径，她就冲到该教师面前，脸紫颈赤地吼叫：“你是形左实右!不敢制止武斗甚而助长武斗，就是变相对抗毛主席指示!就是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支左”解放军对我揪揪扯扯，推推搡搡，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对方的鼻子抗议。某位刚刚“三结合”的老干部为了向红卫兵献媚，竟然鼓动他们“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来狠的”，授意学生打我，她当即就指斥了那位“老干部”：“我要揭穿你的别有用心!” 后来红卫兵、红色教师、“支左”解放军、老干部联合起来，要整她，大字报也贴了不少，但她除了出身问题之外，连半句“反动言行”也找不出。她很无畏，写大字报还击，而且用特大号的字写出“我再强调一遍：谁要再搞武斗，或变相鼓动武斗，谁就是假革命!就是破坏革命!” 此人至今对改革开放时时公开讲些“我就是不理解”之类的话。见了我，仍时时表示敌对冷漠之情。但我在内心深处敬重她，因为她左得真；而当年那些左疯子，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品质卑劣的左戏子。 八、经典文人 当年我与此人一同做中学教师时，只知道他是书呆子，而且是理科教师。虽然读了大量的“杂书”，但对政治毫无兴趣，因之与“思想反动”绝不沾边。“文革”时，他是“逍遥派”，没有人会整到他头上。他的被“揪”，源于极为特别的原因：某次他在浏览满墙大字报时，一时捺不住“文字瘾”，近于忘乎所以，跑来拿过红色颜料和笔，将大字报上的错别字打了红圈，并将错别字逐一改正。如此这般，那样的大字报就被涂抹得乱七八糟，有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嫌，于是便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揪了出来，与我关在同一个“专政室”。我偷偷地嘲笑他说：“何苦？本来没有你的事嘛!”他有些后悔、沮丧，叹息说：“唉，积习难改，难改。当时我实在忘乎所以，俗曰‘入境’……”几天后几个“革命教师”和红卫兵学生来到“专政室”，对他进行审讯批判，他又是积习难改，竟然频频指出对方的某语是病句，某词用错，某字读误。我记得某“革命教师”在批判他时，用了一句“气焰张狂”，他先是对那位批判者作鄙夷状，继之又冷冷地说：“文理不通，词语乱用!‘气焰’只能喻之为人的外在情态，因之只能配搭以‘嚣张’；而‘张狂’，只能喻之为人的内在性格……怎能乱用?” 红卫兵打他，骂他：“妈的你休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你不过是苍蝇……”他当即插话：“用语不通!其意大谬!以‘毛主席教导’一语对之‘苍蝇碰壁’，用句用词皆有曲解之误。以此语来确定主谓宾，就有‘毛主席教导苍蝇’之嫌……” 这又是明目张胆的反动言论。他被斗得很苦，头上栗凿颇多。晚上我又偷偷劝戒他，他也有悔意，闷闷不语。第二天上台挨斗之前，他瞟见会场的会标上有“彻底深挖……”几字，用的是颇笨拙的手写体。他在上台前一分钟还对主持批斗会的支左军人执意地说：“书法水平太差，而且字形不准确，易混。例如‘挖’字就与‘控’字很难区分。” 批斗的对象就是他，他居然还谈书法。支左军人出于恶作剧目的，索性让他亲自写一幅会标，而且“深挖”的正是他本人。给他拿来纸笔，他竟然“书瘾”大发，颇似享受，挥笔写下了那一条打倒他的会标。他的书法功力太深了，写的字确实有观赏价值。 很快就“解放”了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平素绝少涉及政治，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孔乙己”式的蠢人。教学之余，他的主要兴趣是练书法，练国画，弄篆刻，搞集邮，收藏文物。被“揪”后，因我与他关在同室，夜静时与他有闲谈机会，发现他的读书量、知识量(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使我吃惊，自愧不如。若干年后他和我都各自一方，通信也颇频。我读了他的信(且大多用古文)，我很佩服他的精粹文笔，使大量的专以文学为业的人逊色甚远。我曾劝他搞一点文学，写一点东西。他常常哂笑，兼有鄙夷之意。有一次与他见面，兼之小饮闲谈，我再一次劝他写点东西，他十分不屑地说：“子曰述而不作!我认为中国的经典文学在百年前就已画上句号!今人的任务，是对历史经典进行复读和反刍，当个‘大读者’!我认为，救中国文学的是大读者而不是小作家!似你辈这样的作家行时走运，只能加速文学的消亡!” 几年前我患了重病住院，他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讲的是养生要道。他的书法，他的见解，他的行文功力，都漂亮极了。我有意转送某报刊发表，并在回信中讲了此意。他的回信中有言：“俗哉毛氏!友人问疾慰怀，惟在珍情示谊。孰料你竟有炫笔逞才、贩文谋誉之趣!其心失洁，其恙难愈!信夫……” 这样的文人，固然有迂腐之嫌，但腐得经典。 全文结语：“现代世界”是拟制、仿制、复制的盛世，但同时又是经典创生、经典再生的末世。可歌还是可悲?我至今仍溺在惶惑中。 责编 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