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富人”“穷人”
作者：闻 立
应该说，《神木》作为“小说”，够不上精致独到，在理解和解释“人性”上，并没能提供更多的深度或新鲜感，许多地方，如作案者之一不断的内心冲突，尤其是最后那个戏剧化的“顿悟”与结局，都过于老生常谈，《神木》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出现在这里的种种“穷人”，确实已经不是我们知道的经典的“杨白劳”了，他们的社会存在、人生欲望与命运选择，所显示的正是“现代”意味的“赤贫”。你死我活的紧张对立关系由于“本是同根生”而格外锥心刺目，没有明晰的是非善恶分野，唤起的便也不是单纯的憎恶或同情，害人者与受害者无非都是被“现代化进程”催促挤压剥夺的一群，而对此，这些年来的中国作家是越来越生疏和麻木了。
无独有偶，选登《神木》的《小说月报》同期上，头条位置也是一篇关于城市“新穷人”的小说。陆涛的中篇《翅膀硬了》(《大家》2000·2)，主要内容仿佛是写一个下岗职工——也即都市生存中的莫名其妙成为失落者的某个“京西大嘴”如何适应、化解糟糕人生处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当代世相与沉浮于中的各色人等，实际是相当丰富和多有微妙的，可惜前有刘恒名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两个人物在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家庭氛围，思维方式还包括性格表现等诸多方面的神似，不能不削减了“京西大嘴”的光彩，小说结构也好像过于随意，弄得头绪杂芜节奏拖沓。顺便说一句，《翅膀硬了》还有一个颇为“后现代”风格的前置“副标题”或是什么：二十世纪革命现实主义展览《京西大嘴跟别人较劲的日子里》——二号厅，加得很是蛇足，此外整部作品的叙述，特别是人物语言，不知是某种“有意追求”还是叙述功夫不怎么到家，读来也稍觉造作。真不如舍弃文里文外这类时髦渲染，索性用种种本色纯正的老“现实主义”技术去踏踏实实讲好一个人的故事，去关怀迫切需要关怀的，小说的感染力倒或许能更上层楼。
时间上更近一些，另一篇写“穷人”并且重心是写一个“女性穷人”的小说，是严歌苓的中篇新作《谁家有女初养成》(《当代》2000.4)。无论从叙述还是从更宽泛的“小说艺术”角度，《谁家有女初养成》都无疑比上述两篇更精纯圆融，也更为摇曳多姿。基本事件不是纯粹的“创作”，而是我们从报纸新闻与综合性杂志上早已耳熟能详，几乎称得上“烂熟”的“拐卖妇女案”——一个初次离家，对社会人心具体一无所知，对“自我”云云也毫无理性认识能力，一切只凭着本能去感受和做出反应的农村女孩，不幸落入人贩子之手，终于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因为事件在生活中实在太大量了，尽管严歌苓赋予它充分“小说创作”的走向和结局，对《谁家有女初养成》的故事本身，好像没有太多话可说，毕竟真实发生着的永远比“小说”更生动更具“现场感”的优势。这部作品第一出色在于对女主人公心理性格的解析。我一向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自古到今的全算上，“女性形象”是一以贯之的薄弱，直到近二十年，女性写作空前兴旺起来，“城市女性形象”这个部分才多少有了几分轮廓，而“农村女性”虚假虚飘和概念化大体如故。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曾给过我们一个惊喜，现在，严歌苓是用女人的天性加十足的现代眼光现代逻辑来探究她们的心灵隐秘，追索她们的行为动机了。“巧巧”因此一颦一笑都鲜活得石破天惊；其次出色在整个的叙事过程，这方面，严歌苓是一流高手，看了她的叙事，便明白，小说要有“现代感”，不见得非弄得支离破碎，动辄“解构”“颠覆”这个，“淡化”那个，费力不讨好，“现代感”原本无非一种精神气质，你有就是有，怎么写也无处不在，你没有呢，任凭怎么“跨体”怎么花样百出，也是贴不上，真是大可不必了。
必须提到的还有，“拐卖妇女”成为一个不容轻忽的沉重社会问题已很有些年头了，“打拐”也快成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常务事宜之一，但对于“拐卖事件”中那难以计数的受害者，在《谁家有女初养成》之前，竟无一部小说专题“关怀”一番。对照严歌苓前不久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不禁要想，“只缘身在此山中”真是如此一个严重影响视线的角度么?
这三部优秀小说，都把目光转向新概念上的“穷人”，当然无法据此就宣称又是意味着一种文学趋势，更不宜大惊小怪地欢呼作家又在“回归”文学的什么责任什么传统，那样恐怕难免蹈了“新现实主义”“新体验”之类的覆辙。最妥当的说话还是纯属巧合吧。虽然文学确实有着这样的责任和传统，外国的不说，古代的不说，只从“五四”看过来，作家不论排在“文学史”的何种座次上，自身属于“穷人”的应该说终究不多，即使有几个，也终究不同于广大社会意义上占据金字塔底层面积的“穷人”。但有几个作家是愿意表现得像全然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穷人”的呢?
本年度第一期《天涯》杂志登载过一个“南山记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其中有段话：特定的“贫困”概念，是在发展主义的语境中才出现的，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中才有意义。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和生活结果被打破，许多地区的人先后被卷入了片面追求利润的“增长”和盲目追求集中的“规模进程”：土地被征用，家园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人口出外漂流，……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从而真正沦入了赤贫。
——这正可以当做《神木》和《谁家有女初养成》中人物状态的理论注脚。
这两部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脱胎于真实的新闻。早先司汤达受一个真实案件启发，写出了不朽的《红与黑》，一直是众所周知的文学佳话，但说到眼前《神木》《谁家有女初养成》，我却以为并不值得庆幸“新闻”与“小说”的再度联姻，因为这至少表明作家比“新闻”离现在进行的“生活”与“人”更远，更“隔”了。这情形也明显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两位性别、经历天差地别的作家，在文本中分别都遗憾留下了自己与小说对象的现实距离：《神木》故事丝丝入扣，犯罪过程精妙到几乎是“智能化”程度的，说到人物的心理脉络却分明“套路”了，也不是十分令人信服；《谁家有女初养成》，人物是刻画到了一等一，故事却夸张古旧了一点，与当下的人和事未能紧紧同步。
不管怎样，在小说连篇累牍似是而非地充斥着春风得意还想锦上添花的老板、滋滋润润呻呻吟吟的男白领女粉领、有钱财也要情爱的妓女、饱食终日的猎艳者之后，回头再来看看和写写“穷人”，也许不仅从道德、良知这些神圣的意义上对作家是必要的，就是只作为“小说”，其实也容易让人觉得“好看”——构成“读者”的大多人，心里或大或小的，总天生并保留着“悲天悯人”的一角柔软吧，穷人的故事便也总是更容易触动情怀。
何况我们还并不那么“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