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平淡的与戏剧化的
作者：闻立
这个预期随着故事的终结而多少有些幻灭之感。虽然莫言的小说最耀眼的光彩从来是"过程"并非故事,《野骡子》里,"父亲"太意料之中的回归以及"母亲"在最后关头太通俗的表现,还有把底牌揭晓得使人扫兴。故事在本质上如此落套和平淡,前面波澜丛生的渲染就带出了戏剧化的味道,不能不损害对整篇小说的阅读观感。就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状态而言,莫言的《野骡子》近乎一个浓缩或象征,恰可以作为整体印象的入口。
1999年,小说持续着不怎么景气的局面,尽管不是没有佳作,却未足改变经年来的冷清。一如既往,诸家以小说为主的文学选刊选目屡屡撞车,头条作品更几乎概莫能外。这仿佛表明,无论小说已如何的代次繁多流派纷呈,小说观念与美学也真正的日趋多元,以至于越来越难以放进一个系统中欣赏和评价,但对于"最好的小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共同眼光。当然这也可能表明,代次和流派的繁荣只意味一种浮面的热闹,实际可做头条之用的作品始终苦于稀少紧缺。
好的小说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大概不会也不必有统一结论,但小说忽视故事等于主动舍弃大多数读者,再现实些说,等于和"市场"及媒体的视线两相放弃,近些年已被杂志和作者深深领教,"好看的小说"这个老传统作为新标号提出,与其说是小说自身的反省,不如说对时尚的被动顺应,压力之下的无奈应变。不管是什么,1999年中,被共识为"最好的小说",一个相当醒目的特征是,"故事"的成分大幅度增强,"好看的故事"再度成为这些"好小说"最着力的支撑点。
"官场小说"仍是被选刊看好的重头。在中短篇范围,出人头地的当首推阿宁的《无根令》(《人民文学》1999.7),田东照的《买官》(《山西文学》1999.3),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小说界》1999.2)三篇。其中,《腐败分子潘长水》的出现无疑最足够惊喜,李唯的特点是作品不多,却总能出人意表,中国涉及"腐败"与"反腐败"的小说,虽然也在不断进步,却好像最标准还是持剑拔弩张姿态,尤其是不能缺少临界性质的重大事件和鲜明对抗,痼疾便是往往从社会人生与命运的常态存在上浮泛而过,适合赢得读者引起轰动,超脱不了的是"时效"的限定。《腐败分子潘长水》正如同出李唯笔下的《中华民谣》,又是在最热门的题材领域别有机杼,并且作为小说,"好看"和"深度"一样也没耽搁。《无根令》与《买官》标题风格异曲同工,直白的效果是出言无忌式的强烈。《无根令》的背景从头几年小说所偏爱的饥寒交迫的"穷县"跳到了财力通天的"富县",《买官》中的乡镇父母官从凄凄惶惶焦头烂额转为也劳碌也滋润的小康形象,但或许并非偶然,两者对"官场"都不再采取时兴过的那种浑茫散漫视角,都集中围绕一个极为具体的"升官"事件展开。小说真的因此好看了不少,重新有了一波三折的紧凑情节,重新有吊人胃口的悬念。不过,正如我们经验过的,"原生态的生活"进入小说,疑问在于:既然我们都在生活,还要小说干什么?生活一旦被"集中"呢,行文再平实,也还是难免斧凿的印痕,故事那么丝丝入扣,是真事也会失去质感,显得戏剧化起来。
中国现行的"官场""官人"写到如今,大感觉是有点强弩之末了。
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大家》1999.3)也是一篇注意讲故事的小说,却是从另一个方向上出人意表。写"妓女"的作品渐渐多了,不知道这是反映着作家对时代现象的敏感和追踪,抑或是这类非常存在特别能折射广大社会,也特别能体现女性的命运感,还是也有其他因素,比如良家女子的活动场地和情感方式人人都熟悉,再个性再另类也出不了"常规"的大圈,要写故事,就不如"风尘生涯"那般跌宕绮丽,那般有"距离美"和引人好奇,可以尽着挥洒编排。方方这篇小说,大概被归为"好看"一类,读着却不是很舒服,有点野,个别地方还有点脏,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还在故事上,主人公黄苏子的自我封闭与纵情沦落,许红兵为少年时期一次被伤害在成年以后处心积虑的报复,都带着强为之词的意思,说白了,就是黄苏子的轨迹太生硬,许红兵的行状太俗套,和王安忆几年前写妓女的小说《我爱比尔》和《香港情与爱》相比照,格外能看出高下来。此外,"父亲"是被当成黄苏子性格心理养成最重要的动因之一,这位父亲自身的逻辑却过于乖戾和虚飘了,想起方方当年在小说《行云流水》中对知识分子是极尽理想主义的温情与理解的,这次走向相反的极端,两者都有单薄造作难以信服之憾。
邱华栋新作《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电影·电视·文学》1999.5),同样写到了妓女,也同样做出了讲述一个好故事的尝试。故事的确不错,却不知是担心一讲故事就有失"新生代"本色,还只是一种积习,非要在涉事女子临死前为她插入大段抒情独白,不见精彩,反倒无谓地破坏了故事的节奏,像横生的枝节,本应纯粹完整的叙事被弄得杂芜拖沓。
这里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在不讲故事的邱华栋开始经营故事的同时,擅长写当代农村官场三昧的刘醒龙却突然把笔触转向了都市和青年,探究中篇小说《城市眼影》(《当代》1999.4)是不是更切近作家本人的体验或兴趣也许多余,但比起他的《分享艰难》等等那份独到和厚实,小说质量是减色不少,"都市文化青年"无主题的沉浮漂泊迷惘离合,都不出早期邱华栋的格局。
在长久地疏离之后,1999年,小说和故事彼此回归的势头遒劲,也再次证明了找到一个好故事,讲好一个值得一讲的故事,对于小说和小说家,不像拒绝故事那么容易。其间最纠缠不清的是平淡(我不想使用"平庸")和戏剧化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愈是在故事平淡无趣的地方,加工制作也就愈是精细和夸张,结果愈显出戏剧化的趋向。可知小说的文学品格从来不会因讲故事而降低和失落,麻烦只在怎样发掘故事的现代样式和讲述法则,赢得读者也赢得文学。
一直在认认真真讲故事的张欣,发表于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偶像》(《特区文学》1999.4)和《缠绵之旅》(《天涯》1999.4),都有飞跃式的进境,以前对人生的温软处理看上去总有些港台腔调,人物襟怀坦白的伶牙俐齿读多了也稍嫌甜腻,现在理性的力量是加强了,恰到好处构成一种平衡,尤其是《缠绵之旅》,挽歌的伤感与缱绻依旧,却多出了审视的冷峻和认识的锋芒。和张欣"一代人挽歌"相映成趣的是叶广芩的家族挽歌,叶广芩难得高产而不敷衍成章,但最出色的还是怀旧篇章,写现代的总似乎略逊一筹。那些往昔的故事华贵又黯淡,如同悠悠远远一缕琴瑟之音,在特定情境上曲尽其致。
好的小说,必须提到的还有铁凝《永远有多远》,文本精纯,对人性的把握别开洞天,悲悯的情怀动人心魄;李西岳的《农民父亲》(《清明》1999.4),北村的《周渔的喊叫》(《大家》1999.2),刘庆邦的《拉网》(《北京文学》1999.9)等也各有可观,无法一一列举了。
原先被称为"新生代"的群落,在1999年仿佛消解了,"七十年代新生代"的出现和正式获得命名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芙蓉》杂志推出过一个"七十年代新生代专辑",扶掖新人的精神可佳,但效果不乐观,毕竟"七十年代新生代"尚未成阵容,单个还可以看看有别于成熟作家的青春锐气,集合到一起,就免不了凑数,把弱点暴露无遗了。
《上海文学》推出一期"爱情·婚姻·家庭小说专辑",也不算成功,有人认为与其用文学花样把平淡的人生故事搞那么复杂,不如直接去看《知音》杂志里的真实故事。
好好坏坏,一个年头连同一个世纪都已然揭过,另一个千年已然开始。小说还将怎么样,继续看下去就是了。
责编 洪清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