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什么都有代价
作者：王芫
1
“我之所以爱上尹力,是因为尹力有汽车和大哥大。”
在和尹力恋爱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对别人这样讲。那时候,大哥大还不是很普及,不像几年以后的今天,几乎达到了人手一机的程度。那时候汽车也不太普及,但汽车不如大哥大具有一种标志性,因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可以拥有汽车。一提大哥大,人们脑海中就涌现出一类特定的人物形象:大款。
那时候我受到很多人,主要是女人的攻击。她们认为我是毫不掩饰地傍大款。我反复地跟她们讲:我对他的爱与他的全部财产无关,只与其中的汽车和大哥大有关。但她们不能理解,她们认为我玩弄的是修辞手段,所谓“汽车和大哥大”就相当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的“一针一线”。
当年我否认我是在傍大款,现在我也这样否认,但“傍大款”的含义似乎已变成中性,这使翻案成为多余。“你不曾傍大款?快别跟我说这事儿,你就是傍过大款我都不感兴趣,更别提没傍过。”这是今天的最强音。
所以我也很怀疑会不会有人关心我和尹力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但是故事发生的环境还在:城市边缘的写字楼,郊外的住宅小区,这些建筑都是新的,至少还能存在一个世纪。我们自己也还不算太老,也许还能活上五十年。
2
要说清我和尹力的事,得从一个傍晚开始。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我下了班,和往常一样,走出饭店,走向公共汽车站。
我上班的饭店坐落在城乡结合部。但与其说是城乡在这里结合,倒不如说是城乡在这里分家。以一条马路为界,往南就是城市,往北就是乡村,泾渭分明。这座饭店就从马路南侧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像一扇屏风,更强化了这种分家的感觉。
我们都是城里人,对马路南边的城市部分,既不熟悉又自以为熟悉。说不熟悉,是因为偶尔遇上问路的人,常能从对方嘴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地名,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可是我们却绝对一无所知。但是这样的例子再多,也不会使我们承认自己对城市不了解,因为如果当真要找的话,总是有法可循的。比如查地图,比如打每分钟收费两块的电话,比如再转问某个熟人。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我们虽不清楚它的零件,却自信对它的机理了然于胸。而对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属于乡村的那部分,我们却是真的完全地不了解,假如我们在那里迷了路,恐怕会着上好一阵子急。对此我们并不否认。可是不熟悉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会慎重对待这种无知,把它当作缺陷来补救。也正是因为这点,通往乡村部分的视线就轻易地被一排平房挡住了。那片绵延若干里,一间紧挨一间的平房,表面上也装修得花红柳绿,有餐厅,有美发厅,有小食品店。它们的门面都向南敞开着,但是我们的日常消费从不在那里进行。
我所说的“我们”即是指这家饭店里的白领。这家饭店里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有些公司有几个雇员,有一些公司则有上百个。这些公司里既有外资公司,也有合资公司,也有乡镇企业驻京办事处。
不同公司的职员虽然在不同的房间里办公,但彼此之间的碰面也必不可少,比如人人都得去洗手间,上下班都得乘电梯。对于这座楼里的白领来说,他们虽不一定认识,但却有一种“认识感”。“认识感”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指一种介于认识与不认识之间的状态。你知道那个人与你属于同一个群体,但你不知道他/她的名字。我对于“认识感”的认识源于大学的食堂。在那些能容纳上千人的大食堂里,你反复地见到过许多张面孔,但你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和他们说话,于是你就把“认识感”保存在了心里。直到另外一些时刻,比如多年以后在某个开会的场合,你突然遇到了一个对其保有“认识感”的人,碰巧那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你们立刻就认出了对方,实现了对“认识感”的突破。
这些白领们不仅彼此有“认识感”,还对彼此的状态有着准确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对方的收入与自己相比是高还是低。关于这一点,我是没有经验的,但是我知道除我以外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比如和我在同一个项目组的陈平。她努力在外表上模仿比她收入高的那些人。对于她的这一点,倒也不能完全斥为无聊,因为她要买更时尚的衣服,就得挣更多的钱,为此就得更努力地工作,顺便也就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也就是说,她的虚荣心是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活跃的一部分原因。
每天,我们这群被虚荣心驱使着的白领们,就在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里打字,发传真,复印文件,编写程序,谈判,开会,作记录,然后再打字,再发传真,再开会。坐在写字楼的茶色玻璃幕墙里向外望,天空永远是茶水色的,晴天的时候是绿茶,阴天的时候是乌龙茶。也有晴见多云的时候,那一大朵一大朵的云,就像在茶水里泡发了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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