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穷上大学
作者：张曼菱
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锦瑟》
早在准备高考时，我就下定了“穷上大学”的决心。
穷上大学，应该说，这是当时我们这拨“高龄大学生”的特色。
而“人穷志不穷，浩气贯长虹”，也是当年北大校园里的一派正气。
在我们那两届里，有不少中央级的高干子女，刘少奇家的，薄一波家的，谭震林家的，等等，但他们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只是一个“同学”。他们自己也非常朴素。在这座既自由又尊严的学府里，没有人会拿出什么华服首饰来骄人，也没有什么小轿车开进校园来接学生的。
记得，当时有位领导的儿子，面临考试四门不及格将要退学的情势。到第四门判卷时，有人给这位老师打招呼。老师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也不管他前三门如何。我只按照这卷子判。我的分数对这卷子负责。”后来，系里作“退学”处理了。一退学，人家就到国外去留学。系里说：他去哪国留学我们不管，他在我们系必须退学。这事发生在北大物理系。
那时的校风，很长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志气。想来，过去的熊庆来，华罗庚，钱学森这些穷学生能成大气候，也是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所致啊。
我们班有个成了家的男生刘君，常常于熄灯后站在路灯下面看书，因此被班主任劝说，但屡教不改。夏天他穿着一条大短裤，一只手拿蒲扇打蚊子。
此君曾当众向我打赌：“张曼菱，看我们俩谁先拿诺贝尔奖?”我说：“当然是我先。”这个比赛我可没忘记过。去年百年校庆回去，还说起呢。虽然现在我对此奖亦有看法，但无碍当年的雄心可贵。
北大高悬“为国求贤”之匾，我们争做国家英才。燕园有个燕塔，常有人笑云：谁将燕塔题名?未名湖畔一群未名人，每天只见忙着上课上图书馆，深夜还在床头装小灯。虚度片刻都会带来自疚。
记得那个率先在床头装小灯的女同学莹，是她的男友来帮她装的。秀媚的莹，背下了《唐诗三百首》，当时震惊一班人，总有人去找她测试，屡试不爽。她后来随男友出国伴学，定居未返。我真想知道，当年薄云之志，是否还存于那颗芳心中?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真正的财富就是才华和志向啊!正是在那种“穷”而“不穷”的情势下，我获得了无尽的动力和自信。
为什么“穷”而又“不穷”呢?这相反的两面，是一幕幕真实的生活。
1978年我入学，是乘火车由昆明到北京的，硬座三天三夜。旅行袋是布的，打了补丁。一只木箱是奶奶的遗物。在整洁的女生宿舍里，我相形见绌。因为蚊帐是在乡下熏黑的，再也洗不白。被子里的棉絮已经会跑步。我身上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工作服。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引得大都市来的女生们刮目相看。
九月进京。金秋易过，寒潮即至。我是用南方的衣服度过北方之严冬的。最体面的外衣，是母亲上大学时的外套，染成黑色掩盖旧气。我从未有过一双冬皮鞋。冬天，女同学们都穿那种有跟带腰的皮鞋，颇增女性风度。我则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双棉鞋，同学们叫“大头鱼”的那种男鞋。我一直穿破了三双“大头鱼”。还穿着它跳舞。
最初的舞会常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只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而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还有围巾，也没人来注意我的“大头鱼”。
每次跳完，留下的印象就是：“今天我跳了九个男生”或者“八个男生”。而所有的舞伴们对我来说，全都是手、手、手、手、手。热手冷手汗手大手小手高的手矮的手。我是班上选的文艺委员，自己跳，还要发动和教人家跳。
入学第一个寒假，我们一伙来自边远地区的穷学生都不回家，要求系里给我们勤工俭学的机会。系里给了一份抄稿工作。要出一本书，量很大，要赶时间。几个同学平均分摊。我们每人先抄一页出来，字迹过关，就正式干开了。
这真是一桩苦差啊!现在想起来，比我课外写小说苦，也比考试和写论文苦，没有什么智慧的投入，纯是干活。真正的苦啊!考完那么多门功课，人家都放假回家去，我们却坐在寒窗下，抄得眼花腰发直，手臂都木了。大家还传授经验：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在盆里泡手，等手有点感觉了，再抄。
每天吃饭在食堂里见面，我们都互相问：“你抄了多少?”我暗自追赶着最快速度。想早日脱离苦海。抄到快出头时，负责的那位男生山来找我，说是有两个同学不干了，钱也不要了。但是现在是我们要守信用，要准时干完。出版社等着出书。他说，“你不是抄得快吗?他们不干的部分我们俩分了吧?”气得我直嚷道：“我也不想干了。都到这份上，谁是为了那几个钱?这么苦!”
但他知道我不会不干。事干完后，钱领下来，还是这位负责的男生山说，大家平均分吧，也别在乎谁干的多少了。的确，这时在乎的已不是那二十来块钱了。干到最后的人们，此时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我暗想，今后决不会和那两位合作了。这件事到后来的意义，是在精神上不能垮掉，不能失言失信丢面子。
我以为，勤工俭学最大的意义，还是“苦其心志”的磨炼。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只是为了几个钱，那会越干越自卑的。海军大院一位公子就包了他所在男生楼的一层厕所的卫生。我们那批大学生喜欢作些“干大事”的准备。所以仅从勤工俭学来看，你看不出谁是穷人。大家很平等，都是国家的潜在人才。
最愉快的活，就是系里从文化部揽来许多剧本，让我们代看，填上意见，作个初选。每看完一部剧，就发两张“内部电影”票。那时，那些还没有开禁的外国新电影和经典片，都是“内部放映”。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日本的《罗生门》，前苏联的《审判词》，还有《拿破仑》等名片，就是在那时看的。
文艺在复兴中，一批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白淑湘的《天鹅湖》，李光曦的《茶花女》，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等，眼见都是他们的最后流光了。我们踊跃订票，挥金如土。在周末之夜奔到五道口，奔到灯市口，大饱眼福。在那几个月里，我穷到用盐代替牙膏。因为没有钱买水果吃，这年冬季我的嘴唇一直干裂流血。
有时候，我们是长跑着去看电影的。亲眼目睹这些艺术瑰宝的机会，我一次也没放过。要是坐失这种机会，那才是真正的穷呢。
因为当了五年的知青，我工龄才两年，所以，上大学不得“带工资”。我是靠着父母的供养，才能再度求学的。一年后向我们发放了助学金，加上父母给的，应该从容些了。我仍是本着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精神。我们的那位女班长经常提醒我：“张曼菱，又在寅吃卯粮，后半个月又青黄不接啦。”
生病时，班长眉给我打饭。人家说：“怎么打那么多?”眉说：“她‘病人不病饭’。”这也成了我的典故。什么饭我都吃得挺香。发高烧也“病人不病饭”。记得有一回，她们看我吃得香，也去打煮萝卜，不料一个宿舍的女生都嫌苦。
上完一年级，首次回家度假。我去向熟悉的老师们辞行。到云南去招我来的，是历史系的王老师。他的妻子杨老师教我们政治。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说，这么远，坐硬座，你就到餐车去吃饭吧。
那时假期探家，都是空手来空手去的，连带咸菜都有点奢侈。我在家中是老大，老大还要父母养着，心里够沉重的。每次北上，老友楷模的贤妻总要送我一瓶辣子面。那是用乡下的方法炒制的。没胃口时，就在食堂里做的菜上面撒点，这菜就有了家乡的香气。我还得省着撒。
在班上，其实我不算最穷的。男同学中，有两人直接来自农村，妻儿老小全在那土地上。他们有时候连菜都不吃，就干啃两个馒头。他们为人都非常谦和，更十分刻苦。
一班人中，穷上大学的人们，应该说自尊心更强些，因为有别样的心境，别样的苦衷，也有别样的追求。而令我们这些来自边远地区家境贫寒的同学感到自己最苦、最穷的，还是那种交际的穷活动的穷。
京华之下，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星期天和假期里哪儿也去不了，也就哪儿也不想去了。最苦是周末之苦。留在宿舍里的，都是穷人。真正的穷人，穷到没门路、没亲戚、也没钱出去逛。周日晚上，听着北京同学讲他们回家情形，讲那些外面的信息，我们都沉默着。
何必讳言，在我们这个首先倡导民主的泱泱大学府里，边地歧视，口音歧视，服装歧视，依然存在。同学之间无形的排座次，首善之区北京人，还有上海人，可以有优越感。其余的就有“二等公民”之嫌。
那时，我的舍友莎与班上最靓的男生恋爱了。有的人就有一种偏见，楞认为人家和那个漂亮小伙子谈恋爱不般配似的。其实，毕业后我们的莎在哪方面也不弱，更不穷。现在，事业和家庭都比那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发展好得多。
男生德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从乡下来京看看。同学们去看望。有的人来了，就只在门口站着，楞不进去，人家“请”也不进去。德气愤地对我说，她们有意拉开距离。这就是歧视。
但我们仍是走过来了。德的三个孩子后来都出息了。
中文系开运动会，我去跑八百米，将第二名甩了五十米之远。人家说，云南少数民族赤脚可以跑出世界冠军。我这个云南蛮子从此出了名。我很得意，这就是我的云南风格。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上，我首次发表诗作，笔名就是“南蛮子”。我不怕说我是“云南人”。你傲视我?我也有很多可以傲视你的地方。
当时文学界一片响亮的口号，就是“炎黄文学”和“寻根文学”。我说：我是“蚩尤子孙”。我们是来自边远省份的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数的家庭和氏族的混合。我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拍成电影的《青春祭》，终以写边疆独到的风情，脱颖而出。
我这个“南蛮子”还是叫响了。
应该说，这是不弃本色，穷则思进的结果。穷就穷，边疆就边疆，我自信在我的家乡和我身上，也有着超越大都市的地方。不管人家看得起看不起，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这是高原山地带给我的财富。
为了省事和省钱，我曾经把头发剃成真正的男式。还戴有耳朵的男式冬帽。我买不起十二块钱一条的长围巾，就买了一块五毛钱的人造皮，自己缝了一顶俏丽的白色小毛帽，反而稀罕，引人欣赏。我们系的那几个研究生就挺赞赏。有一天我忘了戴，他们还来问“为什么不戴了?”于是又有人说我是出风头。
当年，我是北大女生戴帽第一人，打破了凡女子到冬天都一袭长头巾的风景。云南人说：“丑人多作怪。”我是“穷人多作怪”。穷则思变，就是作怪嘛。
新年晚会，我登台唱云南民歌，就是这副自己的打扮。当时中文系的书记吕说：“张曼菱，罗曼蒂克!”好笑的是，唱完民歌去图书馆，就有不相识的男士给我让座，说“你唱得好”。多愉快!
上课去，我提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买菜用的一只尼龙花布兜。在阶梯教室里，我爱坐最后一排。因为下课时我好从后窗跳出，抢先进入饭堂。有一次刚跳到地上，抬起头来，面前就站着系主任。他说：“你不怕摔伤吗?”我说：“这还不到三米。”
女同学中，也有戴梅花表，穿呢大衣，足蹬高腰皮靴，肩挎皮书包的。我的另一位舍友悦就是奢华型的。但我们同宿舍四年，只要能相互欣赏，也不见得就不和谐。她现在在美国，来电话还常说想我呢。
个性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里，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的潮流型女大学生的形象，也曾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虽说是“高龄大学生”，这个大学却上得很过瘾。几乎没有我不到场的戏。好像是盼望已久的宴席，什么都要吃遍。我自谓是：把大学“上了个透”。我活跃在新年晚会上，溜冰场上，在那些刚开禁的周末舞会上。而最宏观的一幕，便是我参加第一次竞选人民代表。我举办了一轮轮的讲演，大谈女性的“东方美”，应对各种纷纷纭纭的挑战。这使我的个性充分展现，一时引人注目。
曾有些不了解的人猜我是“高干子女”。可见我一点也不“露怯”，没穷气。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爸爸是谁?我说，我爸爸是无名布衣。我是寒门之女。有一次班上女生们聚在一桌吃饭。有人提议：“祝某某的父亲健康。”我也举起杯说：“为我们其他人的无名的父亲，也包括我的父亲干一杯!我们无福借助他们的名气，但愿父亲因为有我们而有名吧。”
入学不久，陈荒煤推荐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所得稿费十元，我就用它投资，和经济系的老乡马军办了一份小报《思索》。创刊号上，是马军的同学画的一个光屁股的婴儿，表示思索的生机。小报张贴在北大有名的大饭厅和三角地布告栏上，投入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那时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啊!
当时，我与荒煤互称为友而通信。他关心我的成长，也想获得一些年青人的信息。那中国文化部的长信封，每次送来都很显眼，也引起一些妒意和说法，诸如：“人家毕业不用愁了。”
其实是，荒煤早在云南看了我《评〈红楼梦〉驳李希凡》的文章，就写过信给我的。我气盛之下，干脆不和老先生通信了。一直到我在《当代》发表了小说，才寄去给他。他很高兴。我却说：“我可不是靠你发表的。”荒煤老一直到临终，都在担心我的任性，担忧我会得罪人。
人穷志不穷，“穷且不堕青云之志”。打开天地就不穷，广交师友就不穷。
每到周末，我“周游六国”，就是到哲学系数学系历史系地理系去聊天吹牛。在许多系我都有着有趣的朋友。现在北大著名的历史学者闫步克，也是那时常进行边缘交流的一位良友。记得我们曾想过合作写“竹林七贤”。已故世的清史专家许大龄先生家和法律专家李志敏先生家，是我周日常去的。
在我参加竞选的风云年头，东方文化大师季羡林在看了我的竞选宣言后，让他的秘书找我去见了面。从此，季先生与我成为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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