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岁月如歌
作者：章仲锷
兹当《当代》创刊二十周年之际，写出几则往事，作为我编辑生涯回忆的开篇，也就教于我写到的朋友和同仁们。
一、初识王朔
王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大约是一九八四年。最早看他初稿的是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龙世辉(可惜我的这位湖南老乡、编辑家已经去世)，后来老龙离开《当代》，我接手又让他几经修改，前后改了四遍，由九万字精炼到四万字，发表后反应不错，很快就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作品带有很浓的自叙色彩，写的是一名海军战士与空姐的爱情故事，很纯情，富于理想和英雄主义色彩，有一定的感染力。故事就是以王朔自己的初恋为背景，当然，实际生活中那位空姐并未殉难，他们友好地分手了。紧接着《当代》当年又发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浮出海面》，仍带有自叙成分，写的是一名待业青年(还是残疾)同舞蹈学院的一个学生的爱情纠葛，实际上很大部分取材于他同他妻子，一位舞蹈演员之间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已流露出作者某种玩世不恭的情绪。例如男主人公名叫石岜，这是我让他后改的，原来的名字是王岜(实是王八的谐音)。此小说改编为电影名叫《轮回》，那是后话了。在《当代》连发两部中篇后，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我是你爸爸》等，他的解构主义，他对崇高、理性的拒绝，对传统和现存行为规范的蔑视，对伪道学和“革命”辞藻的调侃嘲笑，以及对城市底层青年越轨行为的描述，对他们流行语言的熟稔和运用，都使其作品驳杂绚烂，别具一格，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却也令某些人大为侧目。王朔完成了“由纯情走向邪恶”(我在一篇评论中的用语)的过程，肯定者认为他是新京味小说的代表，创造性地把一些市井俚语引入小说创作；贬他的认为他是“痞子文学”的始作俑者，不屑一顾。
我印象中的王朔，始终是个中学生式的小青年，天生一副娃娃脸，见了我拘谨又腼腆，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聆听我谈稿子。后来他成了“大腕”，仍对我十分尊敬。看他的作品，切莫以为他就是出身于大杂院的“胡同串子”，其实他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父亲是军队院校的教授，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描述的那样。他曾在舰艇上当过卫生兵，退役后在医药公司做销售员，据他说经常要带着药品下乡推销，住在大车店的土炕上招一身虱子，后来辞职申请了个摆书摊的执照也没真正干过。“码字”生涯是他生存手段的一种尝试，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过短篇小说，没啥反响，在《当代》发出《空中小姐》，才使他产生信心。当时他没工作，妻子也刚当演员，《浮出海面》发表后可以拿到一千多元的稿费，这对他来说是笔大收入。是我出馊主意让他和妻子共同署名的，这样平均不至超过八百元，就免缴个人所得税了。《当代》对王朔也着意培植，第一次刊物评优秀作品奖，给他颁发了“新人奖”，请他去怀柔水库度假。那次我目睹了他作为海军战士的泳姿。他身体颀长结实，以自由式横渡水库两个来回还很轻松(我游一趟便气喘吁吁了)，难怪他受到女追星族的青睐。《当代》还请他去海南岛参加笔会，就是那次会上他结识了王海，后来他们合作写了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
有一年王朔的作品影视改编率极高，一年有四五部，被称作“王朔年”。及至他参与策划《渴望》，分工撰写《编辑部的故事》，可谓达到了巅峰。待到拍摄《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则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又改而参与策划拍摄革命题材的影片《红樱桃》，再获成功。王朔极其聪明，很善于包装炒作，以他“文革”时读中学的那点文化，全凭勤奋，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作家，走出自己的路，着实不易。他有时口出狂言，也许是出于不成熟，不知天高地厚，但也有可能是在“作秀”，故出惊人之语，以资招徕，引人注目，像什么“一不小心就玩出部《红楼梦》”之类，我有这样的怀疑。对于“痞子文学”的提法，我以为是不对的。“痞子”是指他写了痞子，还是说作者就是痞子?若是前者，谁写了痞子谁就成为痞子，那么，施耐庵就会成为强盗作家，曾朴(小说《孽海花》的作者)则是娼妓作家了。若是后者，如无事实依据，那则是人身攻击了。我始终认为，王朔的作品应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因为他描摹人情，状写世态，塑造人物，揭示人性的优美与泯灭，除了他的“单立人侦探系列”，并不单纯追求情节，而他写人物对话，特别是当今城市青年的时尚口语，惟妙惟肖，堪称一绝。有些词语，例如他的一些作品的篇名《过把瘾就死》、《爱你没商量》、《玩的就是心跳》等，已成为一种流行语和口头禅，这是别的作家所做不到的，对王朔及其作品，不管你是否喜欢，都得承认，在新时期有这样一段相当火爆的“王朔现象”。在文学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待不同风格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探索实践，应该采取宽容、平和、开放的态度才是。
王朔为人仗义、忠厚，这点我深有体会。我已见惯了一些“一阔脸就变”的名人和作家，而王朔大红大紫时也待我如故。我组织的活动哪怕很小型的座谈和讲课之类，他也召之即来，从不端架子。我到作家出版社后，相继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和《王朔谐趣小说集》等。八十年代末，我获咎被免去副总编的职务，为“痞子文学”张目，也是其中一条“罪状”。当时我真有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感觉，而王朔和另外一位作者专程跑到我家，陪我玩了一天，使我至今不忘他们的情谊。
二、晋军崛起
“晋军”是指山西省新时期以知青为主的一批作家，它不同于原先的“山药蛋”派，是当时在国内文坛可与“湘军”南北辉映的一支实力派队伍。而“晋军”的名号能有影响地打出来，实自《当代》始，我则是具体运作者。大约一九八五年左右，我首次去太原，那是因为找焦祖尧谈对他的中篇小说《跋涉者》的修改，从而开始接触山西一批年轻作家的。我先去原平县找到成一，他是河北籍的知青；后又去榆次找郑义和柯云路及其夫人罗雪柯，他们都是北京知青；李锐也是北京的，我去之前就已结识，他的夫人蒋韵是山西籍的知青，也是“晋军”的巾帼将军。后来我在《当代》组发了一个山西作家中篇小说专辑，包括：郑义的《老井》，李锐的《红房子》，成一的《云中河》和雪柯的《女人的力量》。其中《老井》和《女人的力量》都被改编为电影，特别是《老井》还拿了国际奖。在这专辑前的“编者按语”中我写了“晋军崛起，引人注目”一段话，从此前和以后的晋军创作实绩看，我的估价是有根据的，因而得到了文坛的认同。
这批人中，当时最突出的是郑义和柯云路。郑义在晋中师专读书时便以短篇小说《枫》名噪一声，但后来分配到榆次工作，处境并不好。我初次到他家时，真可谓家徒四壁，连书架都是用砖头码起来的。他写的《远村》被几家刊物先后退稿，有些沮丧。我读后大加肯定，决定把稿子拿回北京发表。《远村》写的是山区“拉帮套”这种扭曲的婚俗，这同当今小说和影视时髦的婚外恋题材完全是两码事，系出于经济原因的悲惨选择。当时正值“清污”，我担心它会被当成精神污染遭“枪毙”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送审单上反复论述推荐，写了几千字，简直像篇论文，幸好主编孟伟哉给予支持，但发表时仍没敢放在头条位置(尽管按思想和艺术性以及我的意愿都应如此)，还排了小号字。由此可见，当个编辑时时要顾及“气候”，适应“环境”，常常心悸于头上的悬剑。《远村》发表后反响强烈，接着又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此后《当代》又连续发了郑义的《老井》和《冰河》，后者由于写的是真事假人，故冠以“报告小说”的名称(为此还引起争论)，后改编为电影名《冰河死亡线》。作者也成了山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了。
郑义性格的偏执和强悍，我也曾亲见过。他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的招待所改稿时，由于爱情上的波折，激动地竟用电工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手指。这使我才相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说：插队时在东北林区背着木匠箱游荡了三年，写下了知青与异国女郎热恋故事的手抄本；在“文革”时，他曾把像章别在自己胸前的肉里。至于一九八九年以后他的演变和消失，则是另回事了。
柯云路本名鲍国路，柯云路是从他自己和妻子、儿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的。他的短篇小说《三千万》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但真正出名是由于长篇小说《新星》，最初是发在《当代》的增刊上，影响并不大。等到被山西电视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一炮走红。由于它是较早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一时万人空巷，大家都在议论李向南(该剧的主人公)。《新星》的初稿是我在榆次市住了约一周读后决定刊用的。柯云路最初是把它作为“京都三部曲”的第一部，原名《古陵》(系作者杜撰的县名，故事的发生地)，我嫌名字不响亮，古老的陵墓寓义也太灰暗了，建议改为《新星》。作者欣然接受，并且改变了计划，把《新星》作为前奏，另起炉灶，写“京都三部曲”———《夜与昼》、《衰与荣》、《灭与生》。
作者雄心勃勃，想把三部曲写成全面概括反映城乡改革大趋势的史诗性作品，但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摸着石头过河，八十年代中期正处于莫衷一是的实验阶段，谁也无法超前写出改革的走向和结果，因而柯云路写了《衰与荣》后便无法继续了。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当时还是备受关注的，评介和转载的不少，平心而论，柯云路政治上很敏锐，长于思辨，往往能得风气之先。但他过分自信甚至自恋，对自己作品的估价往往言过其实。《新星》等三部作品，写得有气势，现实性强，塑造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形象，作为早期全景式反映改革的作品，有其一定的价值。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叙述多，描写少；对话多，生动的细节刻画少，特别是议论过繁，而生活气息不足，给人一种思维大于形象的感觉。
我同柯云路夫妇的合作比较默契，他们对我的案头工作表示满意。柯云路曾在上海一家杂志写过一篇《章仲锷论》，文内写道，别人更多地是给当红的作家写“论”，给编辑写论的他是第一个。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我受之有愧，只有表示感谢。后来我离开《当代》到作家出版社，又主持一个专发长篇小说的刊物《文学四季》(遗憾的是只存在一年，出了六期便在一九八九年底压缩刊物时寿终正寝了)，其时，柯云路的兴趣已转换到搞“人体科学”，写了《大气功师》。他曾对我讲述过该作的大体内容，但我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之类不以为然，而且也不认为《大气功师》是文学作品(虽然它后来成为畅销书，但购书的其实是气功爱好者)。结果，它发表在《当代》，分三期连载。柯云路不光搞气功，还涉及“情商”学、成功学、商业领域的打假防骗术(他写了一本名《超级圈套》的准小说)等，似乎他很熟谙市场经济对文化出版的影响，每每能站在潮头，出的书销行都很火爆，这不能不令人倾慕和佩服。衷心地祝愿他在重归文学之路上再创佳绩。
我与晋军的关系至今未断，每去山西，他们都待若上宾，山西人的厚道让我感动。我到《中国作家》后又陆续发了一些晋军的作品，如山西籍知青出身的赵瑜(我在《当代》编最后一期签发了他的《强国梦》)、张石山、燕志国等。一九九七年还搞了一期“山西作家小说专辑”，除了新一茬的年轻作家外，像打头的钟道新仍是北京籍的知青。他出身于清华附中(这个著名的红卫兵发源地中学，出了一批知青作家，如张承志、郑义、史铁生、甘铁生、陶正等，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应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是最年轻的一届，现在已是晋军的中坚了。另外，还有一批我所佩服的搞理论的如李国涛、韩石山、谢泳、阎晶明等，前两位也写小说，李用笔名高岸，韩则是散文高手，训诘考证，辩诘分析，令人心折。遗憾的是我只发过阎晶明的一篇短文。
三、争来《钟鼓楼》
刘心武与我在《十月》编辑部是同事，但他当编辑的时间不长，成绩也难说骄人，只记得他编发过叶君健的长篇小说。我以为干这行不是他的强项，即使后来他一变成为“国刊”(《人民文学》)的主编。记得我曾同他一起出差去上海组稿，大约是在一九七九年初。我们一起走访作家，一道去城隍庙吃小吃，他像个老上海告诉我上海人如何精明，全国惟有上海有半两的粮票，用来买蟹黄馅的小笼蒸包可以买几只云云。记得那次我们从黄宗英那儿拿到了报告文学《星》(其实是篇纪实散文，写上官云珠被迫自杀的真相)，当时读罢就深受感动，后来果然获得第一届全国报告文学奖。
我们住在静安宾馆，自然无话不谈。我得知他并非北京人，祖籍四川，自称是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的后裔，刘的原配夫人在闯王失败后，率领刘姓族人逃避清军诛戮而远避四川僻乡，又生存繁衍起来。当地人皆知这个家族的首领是大脚刘老太婆。爷爷是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名教授，父亲也是某军事院校的教授，而且我同他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的前后同学(他原在师专，后并入师院，我因系调干生，入学较他为晚)。在学校参加院京剧团的活动，因扮相和唱做不佳，只能跑跑龙套。虽然我嘲笑他一番，但也感到他爱好广泛，涉猎博杂，这点倒与我谈得投机。从我同他的接触，再印证他人，觉得一些作家都是家学渊源。其文学基因并非无根由的。当时我也写小说，我同心武一起熬夜执笔，同时各自写个短篇，实在含有竞赛的意思。他写的就是那篇颇有影响的《醒来吧弟弟》，而我写的尽管后来也发表了，却自愧弗如。人贵有自知之明，从此我改弦易辙，不再写小说。当然，这也同我编辑小说有关，对别人的小说审读越来越挑剔，也越来越眼高手低了。这可能是编辑们的通病。
刘心武写小说不打草稿，但腹稿却深思熟虑，并且列出详细的提纲。写得不算快，但因是一遍完成，所以效率并不低。他对小说的构思有所谓“胚芽”说，即通篇小说有个核心的细节，生发开去；而故事的展开则像剥笋一般，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当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以上系刘氏小说技巧如是说。我们还对“擦边球”说有所共识。这个比喻很形象，轰动的小说都是“擦边球”，球打出界外犯规，打在台子中间很一般，没啥效应，擦边则是得分的好球，但特意打个擦边球却很难，不是过头就是不及。刘心武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都是当时漂亮的擦边球。说他长于思考，能敏感地抓住热点，适应当时群众的情绪和舆论趋向允许的幅度，对反“左”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呼唤人性，冲决爱情的禁锢，起到了促进作用，开“伤痕小说”和“问题小说”之先河，是不过分的。
后来刘心武成为专业作家，仍称我为“老搭档”，这是由于我曾先后编发过他创作前期的三部重要作品。一是中篇小说《如意》，写个清室的格格与一老工人的迟暮爱情，可说是写黄昏恋题材的超前作品；另一部是《立体交叉桥》，写的是拆迁引发的故事，实际上是写人际之间也需建立相通的立交桥；再就是长篇小说《钟鼓楼》，后来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这三次合作，双方都比较满意，而且有些微妙之处。发《立体交叉桥》时，作者本来已把稿子交《当代》，对方的责编和终审都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迟迟没动手改。恰在这时我去心武家，他不在，我从他母亲手上拿到稿子，坐那儿一口气读完便拿去《十月》发表了。《钟鼓楼》作者本是给《十月》的，为此，《十月》在青岛开笔会时邀了心武夫妇去小住。但《十月》失策之处在于只答应分两次跨年度发表，而心武一心是欲参与应届茅盾文学奖的竞争的，跨年度就失去了参赛资格，其时，我已调至《当代》，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条件，便把稿子拿了过来。这很像现在的球员转会，一旦改换门庭，便各为其主了。
对《钟鼓楼》的编辑，我还是下了番功夫的。小说是写当代京城一四合院里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态景观，为了加强其历史沧桑感，我建议作者添写了上万字的一节“楔子”，叙述北京钟鼓楼周围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底蕴，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增加了少量北京俚语的注释，并请具有民俗写实画风的著名漫画家丁聪为之配插图，都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故尔作者满意我这个“老搭档”。后来作品获茅盾文学奖，责编也给予奖励(记得是二百元，因为同时我还是另一部获奖长篇《沉重的翅膀》的刊发责编)。但不知何故，是在后台发给的———我当时就忿然不平且不解。
责编洪清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