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重构新的艺术世界
作者：杨子彦
比较而言，《西游记》更多展现的是传统小说编织故事的技巧，即更注重于唐僧师徒取经路上不断斗妖降怪闯关夺险的历时性描述，致使笔力有时未免匆忙粗疏。且因囿于九九八十一难的定数，某些情节也给人以雷同之感。《新西游记》则打破了原作的情节格局，不再着力于唐僧师徒降妖伏怪过程的叙述，不再为预设的劫难定数框拘，而是以创造性的想象着眼于对原作某些空白点的拓展与开掘，营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空间。如在老西游中，读者只是从如来口中得知唐僧前世系其门徒金蝉子，因轻慢师父说法被贬转东土。《新西游记》则详述了金蝉在母亲伦理亲情压力下，如何破了酒色之戒，遭到惩罚被贬尘世的经过。老西游中孙悟空的出世也很简略，只是说傲来国花果山上有块仙石，偶尔裂开，产出石猴。《新西游记》则以更为奇异的想象，重新设计了孙悟空的出身：远古时巨人刑天与黄帝争衡失败，被砍下的头颅，日久化为仙石，孕成灵胎。后因傲来国兄弟争王权，仙石遭焚，石破天惊，孙悟空轰然出世。从两位主角“出场”的改动，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安排，虚无缥缈的神话，有了浓重的人间烟火味道，也为人物后来的性格发展，作了铺垫。
老西游多次写及唐僧在取经路上受到女色的诱惑，但为了保全“圣僧”的尊严，往往只是点到为止。唐僧的感情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新西游记》则以较大的篇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唐僧路途上与几位美丽女子的感情纠葛。尤其结尾处，成功地增设了唐僧与女王衬红的恋爱悲剧。这样一些新的拓展，不仅改变了老西游结构单调、情节重复之类弊端，更为重要的是，为人物复杂个性的呈现提供了开阔的共时性空间，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现代意义的内涵。
正是在新的艺术建构中，《新西游记》中的人物比原作更鲜活、厚重、合理。老西游中的唐僧虽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但性格却平板干瘪，不过是一个虔诚佛教徒的化身。《新西游记》中，这位大唐高僧虽有着献身宗教的决心，但又不时表现出有着正常七情六欲的青年男子在众多美色诱惑下的情急与躁动、事业与爱情冲突时的忧郁与彷徨，以及劳燕分飞时的缠绵不舍与痛苦。当终于受到如来严惩，令其遣散徒弟，策杖孤征时，唐僧又能从痛苦中奋起，一人悲壮地继续西行，最终完成了取经大业。这样的形象较之原作，显然更为生动可信、厚重丰满。
《新西游记》中变化最大的还要数沙僧。老西游中的沙僧，基本上没什么独立个性。《新西游记》中，这个原本在唐僧身边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侍卫与马夫，一跃而成为不可小觑的重要角色。他不再是一个安于现状忠于职守的奴仆，而是貌似善良忠厚，实则颇有心计，见风使舵，嫉贤妒能。为了争功邀宠，他两面三刀，算计悟空，唆使师徒失和；当唐僧为情所困，有耽误取经可能时，他便又希冀取而代之。为达到个人目的他曾不止一次地与妖精“合作”，最终跑到观音处告密。可以说，在《新西游记》中，沙僧已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正如作品所描绘的，表面上“忠厚恭逊，不争不夺”，实际上“胸怀三韬九略，隐宏志作超然，藏玄妙似不争，面呈微笑，心怀杀机，火候一到，快刀乱麻。”《新西游记》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个性鲜明、具有深刻的现实人生警示意义的新沙僧的形象。
《新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性格逻辑，也较原作更趋合理。老西游中两人虽然也有追求自由向往平等的表现，但还是为宗教权威所驯化，最终登上“斗战胜佛”与“净坛使者”的宝座。至此，他们的所谓叛逆性格已经被彻底扭曲了。而在新西游中，当佛祖判唐僧独行取经后，紫微大帝曾乘机拉拢悟空，希望一道举事，推翻天庭。但悟空已看透所谓天帝至尊的真面目，痛恨各种追名逐利的争斗，毅然抽身返回花果山。八戒亦回到高老庄与妻子团聚，做自食其力的农夫。同原作相比，两人的归宿更符合他们一贯的本性要求。
吴承恩的《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明代，人们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的呼声，讴歌了人类在战胜自然、战胜邪恶、执著求索所表现出的智慧能力与胆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老西游对腐败黑暗的统治阶级虽有批判揭露，并无彻底否定之意。寄托的政治理想不过是“除权奸”“行王道”之类封建正统观念。故而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又“知悔皈依”了，对如来、玉帝拱手称臣。自相矛盾的是《西游记》一方面尖锐地讽刺宗教的虚伪，一方面又在宣扬“佛法无边”“因果报应”之类宗教迷信思想。
《新西游记》则彻底打碎了统治支配一切的极权至尊，消解了弥漫三界的迷信与权威：太上老君竟也与帝释天尊争风吃醋，甚至不惜翻脸；玉皇大帝也四处拈花惹草偷香窃玉，把“清净天庭，翻作风月场”；紫微大帝则一直在谋划着推翻玉帝，取而代之。即使原本寄托着人间希望的西天圣境，也非朗朗乾坤，清平世界：那位观世音只因风姿绰约，为如来依重，便遭文殊、普贤嫉妒，被遣往南赡部洲，另立道场。《新西游记》中的仙佛不再是超凡脱俗的宗教偶像，他们身上注入了更多的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如来与女弟子观世音之间，竟也不乏缠绵之情；见到珍馐异馔，亦是大快朵颐，曾在天庭放天酒量与玉帝诸仙猜拳行令，将众仙灌得一塌糊涂；当盘丝洞七姐妹前来请求赐婚时，不仅众佛子心旌摇曳，手舞足蹈，就连至高无上的佛祖也难以自持，在宝座上随着歌调耸动上身。妙丽端庄的观音既有慈悲可亲的一面，如悟空要坐“龙椅”时她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山以趋吉避凶，又有无情酷烈的一面，当她得知唐僧与衬红缔结婚姻之后，即兴师问罪，令天神抛火，毁了弥诃国，殃及无辜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新西游记》的艺术重构，除加强了老西游中对宗教神权的批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更具现实感的人物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人”的复杂性。
《西游记》产生的明代，程朱理学盛行，人的某些合理欲望竟被视为“万恶之源”。因此老西游中富于反抗精神的孙悟空为如来降服也就是自然的结局了。孙悟空取经路上与师父、佛仙虽有冲突，目标却是一致的：众神统治着戴着紧箍儿伏妖护法的孙悟空，孙悟空将西天佛经视为解决人生苦难的法宝，以修成正果为荣。可以说，孙悟空护法取经的过程，同时是与诸神消除“误会”达到和谐的过程。这是孙悟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在《新西游记》中，悟空作为自然之子，复归自然。取经路上对唐僧的忠诚，主要不是缘于共同的利益驱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与唐僧之间普通人性的沟通。孙悟空以及八戒最终虽然未能受如来敕封，成佛登仙，但两人都没有丧失自我，迷失本性，在内心俱已修得了更有价值的人生正果。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得了正果被封为大犹罗汉的沙僧，却恰恰是一个欲壑难填的卑鄙小人。
掩卷之余，读者不难体悟到，作者重构的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其中深隐的却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关注，即通过沙僧的形象，讽刺了社会现实中诸如人心不古、物欲横流、小人得志之类令人不安的丑恶现象；通过对孙悟空、猪八戒归宿的安排，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无救赎意义的天人合一的梦想，呼唤着人的纯真本性的回归。
就作品的语言来看，《新西游记》也达到相当精妙的程度，如“唐僧师徒三个行了月余，已是残秋时令。一路上人烟稀少，时看落叶孤雁，每迎寒夕霜晨……这日正行间，见一条大河如莽蛇盘旋，横在眼前，波澜起伏，宽不见彼岸。寻着渡口，却无舟船。盘桓间，已是黄昏，长河落日，碎金烁丹，蔚为壮观。”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不仅保持了经典原著的神韵，在简洁精致方面，甚至是超过了原著的。此外，作者对诸如“六度”、“四摄”、《元道真曲》等释道知识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这对于一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作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仅就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学才华与学识而言，海诚的这部长篇新作，便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学界珍视的。
责编谢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