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记忆，在叙述中重显
作者：本刊记者孔令燕
回顾往事，不仅让人想起那抹氤氲飘渺的夕阳色。就在这袭略带温情的缱绻氛围 中，一件件需穿越时空才能重现的往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感到一份莫名的振奋和富有。1999年3月4日，《当代》杂志在初春的和光中召开了"创刊20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会议邀请了曾在本刊担任过领导和编辑工作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虽然他们有的已经离退在家，有的已调离《当代》编辑部，但是如今新老当代人济济一堂，畅怀往事，仿佛又回到了十几、二十年前的《当代》，重又体会到了当初创刊时的激昂与年轻。而且，世事的变迁和往事的回忆唤起了人们内心深重的沧桑感，使新一代的当代人对本刊和新时期文学有了历史纵深的认识。
主持人的开场白随意的像是在拉家常。
●何启治(《当代》主编)今天的座谈会首先是有一种喜庆的亲切的气氛。在座的老同志真可以说是多年不见了，像贺嘉和景峰。不过，老孟和老朱还能常见面。我们这里有新人，要不要介绍一下?倒是刚才也见过面了。好吧，那就开始吧。先由振家来介绍会议主题。
●常振家(《当代》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关于2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很早就在想，希望能搞成一次既新颖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吸取经验，改变以往纪念活动程式化、套路化的现象，我们要发扬《当代》务实的传统，使大家在回顾历史、叙写历史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点什么并带给读者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东西，使《当代》通过回溯历史不断抛光、革新，越办越好。好吧，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看哪位先开始说?
《当代》的诞生
《当代》杂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作为文坛"四大名旦"之一，她的诞生可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孟伟哉(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前《当代》主编)说起《当代》的诞生，还算是一个小题目。来的路上我想了，《当代》的诞生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起了全党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学开始重振旗鼓。这才有了《十月》和《当代》的诞生以及《收获》的恢复。第二，是本单位领导人的作用。当时的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党委书记周游，是成立《当代》的重要决策人。第三，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文化部出版局的有些领导也给予了很大支持。第四，有同志偶然建议。我还记得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1月，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同志都在，是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当然了，我不是在给自己请功。没有我，历史的必然性会以另外一种偶然表现出来。反正总有人会提出来，当时的气候就是这样的嘛。(笑)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不要把任何读者感兴趣的事都写出来，有些事情不好说呀。
●朱盛昌(前《当代》主编，现任顾问)就是嘛，大部分都如此。
●孟伟哉要么说，历史在人们还活着的时候不好写。好了，我先说这些。下面该谁了?杨匡满(《中国作家》副主编，前《当代》诗歌编辑)我还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当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坛’四大名旦’之一，而且总是处于全国一流文学刊物的位置，我觉得她的成功经验还是值得深思的。刚才老孟也说了，首先，抓住了三中全会的好时机。当时，全国人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状态，文学刊物只有《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和《十月》。《当代》可谓是得风气之先。所以能达到发行55万(1981年第一期)的最高记录。再一个是坚持了正确的办刊传统。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主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办刊宗旨。第三，有一个团结民主的编辑队伍，是《当代》一直在坚持奋斗的中坚。团结协作的当代人已经成为过去和现在的《当代》编辑部的一贯特色。第四，有开明领导的支持。再有，希望《当代》能在新的时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
●屠岸(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当代》顾问)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有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大的轨迹都还记得。《当代》的诞生，像老孟说的，是得益于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个根本。如果没有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当代》不可能产生。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向前推一点。我的记忆中，不单是三中全会，更早一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就开始活起来了。这大约是在78年的中间，哪个季度……
●朱盛昌好像是下半年。屠岸而三中全会到年底才开的。我记得是在1978年底的一次党委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说当时的思想气氛比较活跃，我们应该开一次作家座谈会，开展中长篇小说的讨论。这个建议在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当时的小说北组的同志跟我说，我们应该和作家谈谈，作家有一些想法，出版社也有一些想法，应该交流一下。以社里的名义，召集全国的我们联系较多的作家开一次座谈会，大家交流交流创作思想。两天之后，韦君宜同志(当时人文社总编辑)找我说，她跟严文井(当时人文社社长)和周游(当时人文社党委书记)都说过了，同意我的建议。于是，1979年1月，在西苑宾馆召开了中长篇小说讨论会。在这之前，我还向韦君宜同志提过，要成立一个大型刊物。她听了之后很高兴，说还有同志已经提过，大概就是老孟。而且我说，这本刊物应该有一位在全国文学界很有威望、压得住台的主编，就是秦兆阳同志(前《当代》主编)。她也告诉我已经定了，正是他。如今回想起这些事情来，心里有许多感慨，也有许多振奋。如果不是《当代》这次活动，都想不起来了。
●李景峰(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当代》创刊筹备组成员之一)应该宣传《当代》的创刊，因为《当代》确实是新时期文学解放最早树起的一面旗帜。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她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当时，人文社是文学的一面旗帜。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社里反响很大。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两个凡是"仍在禁锢着文学的创作，两种冲突非常激烈。有一些问题还是很敏感的。但人文社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了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会上有三部小说讨论激烈，《生活的路》、《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铺花的歧路》是反映整个文学界的解放的。社里是想发又不敢发，最后经茅盾先生首肯，全部出版。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所以说人文社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且在《当代》创刊之后，社会上的文学大刊纷纷出动。这些刊物带动了中篇小说的繁荣。
●朱盛昌刚成立的时候人很少，编制非常简单。社里专管是韦君宜，由老孟具体负责，李景峰和叶冰如(《当代》创刊筹备组成员之一，现病休在家)一起工作。实际上就是个三人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