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人心至诚”的颂歌

作者:徐振贵




  读者诸君对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也许并不陌生,知道他乃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天一阁本《录鬼簿》贾仲明挽关氏词),创作了《窦娥冤》、《单刀会》、《救风尘》等数十部盛演不衰的优秀杂剧。但是,对其《玉镜台》却未必能真正理解。其实,这是一部本色当行、情趣横生的精彩喜剧,其主旨就是剧中四个字:“人心至诚”。男主人公温峤正是依赖至诚之心赢得了美满幸福的爱情。最后的团圆结局,不是讽刺封建社会的畸形婚姻,不是歌颂女主人公刘倩英的反抗精神,不是不健康的尴尬尾巴,而是对温峤煞费苦心终于赢得夫妻和谐的热情肯定。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东晋著名政治家。曾任职上党太守、右司马、散骑侍郎、太子中庶子、侍中、中书令、平南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卒赠侍中大将军。温峤凤仪秀整,博学能文,美于谈论,素有胆识,征刘聪,平王敦,镇苏峻,历仕元帝、明帝、成帝数朝,屡立战功。一生虽然仅只短短41年,却也名噪一时,多有佳话流传。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假诡》篇中所记,就是关汉卿杂剧《玉镜台》的本事: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
  温峤丧妇待娶,表妹未婚待嫁。温峤喜其姿慧而暗藏自婚之意,却以自比试探从姑,且下定礼。早就说过“何敢希汝比”亦即“女婿怎能与你比”的从姑,即使得知其“自婚”真相,也定会“大喜”过望。而表妹呢?新婚典礼夫妻交拜时,拍着巴掌大笑说:“我本来就怀疑是你这个老东西想娶我,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个“大喜”,一个“大笑”,足见刘氏母女对于温峤自婚的“假诡”非无反感,且甚喜悦。作者亦并无讽刺之意,倒有欣赏之趣。“假诡”者,此乃“机智”也,何言“不健康”之有?
  关汉卿正是据此记载,改编成杂剧《温太真玉镜台》,简称《玉镜台》。全剧无楔子,无枝蔓,仅只四折,一个故事:温峤一见表妹倩英便钟情相爱,并借保婚之名为自己定婚,但是倩英拒绝同房,于是温峤设计,召开宴会,促使夫妻和睦。亦即欲婚、定婚、拒婚、完婚。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唯一动力则是温峤的“人心至诚”。
  第一折中,翰林学士温峤在前去拜会从姑母女时,何以先以七曲唱出古今得志者封王拜相与不得志者白发彷徨的不同际遇?为什么自己功名富贵双全“不在古人之下”,还会“对月空惆怅”?为什么一见表妹倩英是个“好女子”,便感到“消人魂魄”、“恼断柔肠”,因而拒绝“兄妹之礼”?为什么从姑要其教授倩英写字弹琴,他便当即答应?无非是一见钟情,已存“欲婚”之念。古之所谓“人生三事”亦即功名、富贵和婚姻,温峤尚缺一事,自是难免会有“开着金屋,空着画堂”之叹。食色,性也,人欲也,翰林学士岂能免耶?戏之妙处,全在不曾说破。如果此折中,温峤对表妹一见钟情,便直截了当地向从姑母女提出自婚之意,那样鲁莽莽撞,怎能显示其胸有城府、细心缜密?谜底开门见山,和盘托出,观众还看什么?
  第二折,温峤急不可待地去教授表妹弹琴写字时,将其视为西施、飞琼一类“神仙中人”,为其弹琴所表现的“智巧心灵”,越发觉得她“堪人敬”,由容貌之爱到品性之敬,情感又进一层,因而情不自禁地“捻手捻腕”。所以当从姑要其保亲并问及所保学士年纪和模样时,便立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当即答道:“年纪和温峤不多争,和温峤一样身形”,看似“假诡”,却是实话。并且随即指出:“古人亲事,把闺门礼正。但得人心至诚,也不须礼物丰盈。”画龙点睛,揭示全剧题旨,恰是夫子自道。而从姑的首肯使他出门喜笑:“人生三事,皆全了也。”所以随即送来定礼玉镜台,随即派官媒通信,随即想到婚后与妻曲栏把臂、院厅追凉、拜月双星、摘梅浸瓶,因而“寒忘热、饥忘饱、冻忘冷”的幸福美满生活。整个定婚过程,有保亲,有定礼,有官媒,确乎“闺门礼正”,全与“天理”无违;而温峤从口说到亲行,从保亲到自定,情愈加浓,意越发诚,人欲表现越发炽热。其间纵有从姑得知温峤自婚后意欲摔碎镜台以拒婚的微波涟漪,却经不住官媒一句“为罪非小”的大话,也就使其烟消云散,而答应“选定吉日,送小姐过门”。因为骨子里,温峤为婿,从姑还是满意的。作者突出的戏剧冲突不在于此,而是倩英对温峤之“老”的强烈不满。
  第三折的洞房花烛别具一格。行礼时,温峤是“佯小心,装大胆”,倩英则是“抓了你那脸”的怒斥;倩英是以兄妹、师弟关系否定夫妻关系的厉声质问,温峤则是振振有词地逐条诡辩;入洞房时,倩英是坚持“正堂”与“书房”的各自分居,要将兄妹关系落到实处,温峤则是“落得虚名则是美”;面对媒婆“违宣抗旨”的威吓,倩英是重新亮出“抓脸”的警告,温峤则是跪求媒婆予以劝说,甘愿“做小伏低”;饮交杯酒时,倩英是拒绝泼地,温峤则是“情愿待为奴婢”。其间,堂堂翰林,已全然没有门第等级的尊严,不见倚官挟势的声威,而唯有喜爱倩英的热情和痴迷,正是他“人心至诚”的实际注脚。这也使其真正明白了倩英拒婚的心事,所以用四支曲子对比了青春子弟两妇三妻的虚伪婚姻与自己建筑在“至诚敬重”基础之上老少夫妻的真挚情义:
  【四煞】论长安富贵家,怕青春子弟稀,有多少千金娇艳为妻室?这厮每黄昏鸾凤成双宿,清晓鸳鸯各自飞,那里有半点真实意?把你粪堆般看待,泥土般抛掷。
  【三煞】你攒着眉熬夜阑,侧着耳听马嘶,闷心欲睡何曾睡。灯昏锦帐郎何在?香烬金炉人未归,渐渐的成憔悴。还不到一年半载,他可早两妇三妻。
  【二煞】今日咱,守定伊,休道近前使唤丫环辈,便有瑶池仙子无心觑,月殿嫦娥懒去窥。俺可也别无意,你道因甚的千般惧怕,也只为差了这一分年纪。
  【煞尾】我都得知都得知,你休执迷休执迷;你若别寻个年少轻狂婿,恐不似我这般十分敬重你。
  封建社会里,王公贵族“天经地义”的“一夫多妻”制,当然与独立自主的爱情无缘,遑论其知己之爱、幸福美满!史载晋武帝后宫宫女三万余人(即使居住集体宿舍,也得广厦千万间啊),他不知到何处淫乐为好,便特地乘坐羊拉小车,任其宫中行驶。有的宫女为引诱御驾,便在宫门前摆上青竹绿叶。明代崇祯号称节俭,数次裁减宫女,尚有9000之多。不少贵族权臣也不止三妻六妾。因此,像温峤所说喜新厌旧、朝三暮四者,的确并非罕见。而像温峤如此“心之至诚”的,自然也就另当别论。而且,据《晋书》本传,温峤享年41岁,有妻何氏、王氏相继去世,倘若继配刘氏时,仅只三十多岁,较之“年已十八”的倩英相差十余岁,故云“多的几岁”、“差了这一分年纪”,并非悬殊如父女;何况重要者,婚姻之美满与否,年龄般配固然重要,而是否真挚相爱,才是关键。如温峤者,“心之至诚”,较之年少轻狂婿之朝三暮四、三妻两妾,未必不更胜一筹!彼时彼地,能对所爱之妻,“便要打骂我也浑身儿都是喜,我把你看承的、看承的家宅土地本名神祇”,“十分敬重”,能有几何?予以讴歌,言何“不健康”?
  “心至诚”表现于“说”和“做”两个方面,前三折偏重“说”,第四折则着重“做”。王府尹遵旨设宴,单请温峤夫妇,使其“鸳鸯完聚”,显系温之至诚的继续。“水墨宴”的规定别具一格:“有诗的学士饮酒,夫人插金凤钗、搽官定粉;无诗的学士瓦盆里饮水,夫人头戴草花、墨污面皮。”前者是学士夫妇应有的礼节待遇,后者则是对无才学士夫妇的嘲讽、亵渎。所以当府尹第一次宣布宴规时倩英便要温峤“用心写诗”,到再次宣布时倩英要温峤“着意吟诗”,而欲擒故纵的温峤却是以愿意喝水相激,直逼出倩英婚后两个月中第一次“唤丈夫”;以不会词赋再激,直逼出“我便依随你”的许诺,于是温峤挥毫作诗,使得倩英“不嫌我老丈夫”。这并非是仅为适合堂会演出而关汉卿勉强扭做团圆结局,虽然元剧确有堂会演出;亦非作者不知出路,故将喜剧之笔转向了悲剧之墨。全剧始终是在生旦庄谐对比交织的喜剧氛围中完成的。倩英之所以回心转意,乃是势所必然,符合艺术和现实的真实。她父亲原本就是能坐“栲栳圈银交椅”的“老相公”,属于富贵之家;曾教她读书,懂得“男女七岁,不可同席”的礼节;温之定婚、纳彩、结婚,符合礼仪;“水墨宴”是府尹遵旨而设,不敢违抗,温峤又充分驰骋其才华,进而表现出“人心至诚”,符合封建社会理想婚姻亦即“男才女貌”的标准,所以“鸳鸯完聚”的团圆收煞也只能是唯一抉择。
  宋元理学家的天理人欲观中,特别强调“诚”字。二程所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二程遗书》)反复强调,不一而足。既然仁义礼智信都是“仁”,都是天理,而“诚”则是其体现和应用;温峤热爱倩英而终于姻缘美满乃是人欲,却又是靠“诚”取得,终将“天理”与“人欲”从对立到统一了。关汉卿无论怎样伟大,毕竟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玉镜台》中的温太真,与其他剧中的清官贤臣诸如窦天章、包待制、钱大尹、裴中立一样,都是“九经四史腹中居,十年前是一书生”由科举入仕的官员,也是作者同情以至歌颂的对象。而科举入仕的依靠就是能诗善文。写温峤在水墨宴上,通过作出好诗,表现其才能,从才能中显示其至诚,终于赢得倩英的认同,也是必然结果。而且当时还富于现实意义。
  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为部分中小地主以及下层文人学士开辟了仕宦之途;也有少数文人,通过立功边塞或投靠权门,以致飞黄腾达。这些人一旦地位改变,便难免攀龙附凤,把联姻作为扶摇直上的纽带。而不少既得利益的贵族官僚,也常常借婚姻网罗亲信,培植势力。因此,“富易交,贵易妻”的“婚变”悲剧便时有发生。而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止,文人学士地位低下,发迹变泰的梦想难以实现,即使偶或有一美貌妻子,也难以逃脱权豪势要的蹂躏,关汉卿剧中就有不少例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出现了一些谴责婚恋中负心薄情、歌颂至诚相爱的杂剧。作为末本戏的《玉镜台》,其中的“末”亦即温峤,值得歌颂的也正是其“人心至诚”。
  关氏不是在提倡“老少夫妻”,更何况笔者!但“至诚”却永远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