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委曲精尽，不减古文”
作者：沙红兵
伏审光奉帝诏，入持国枢，士民欢哗，朝野响动。恭惟国家所以设枢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兵不可去，职为最难，任文教则损国威，专武事则害民政。
伏自近岁，屡更大臣，皆由省府而来，以答勋劳之旧。一历二府，遂起百官。既无跂足之求，仅若息肩之所。自闻此命，欣贺实深。益因物议之所归，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时之杰，举代所推。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顾惟平昔起于小官，曷尝须臾忘于当世？以为天下之未大治，盖自贤者之在下风。自今而言，夫复何难？愿因千载之遇，一新四海之瞻！
洵受恩至深，为喜宜倍。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阙于至门，仰祈高明，俯赐亮察。（《嘉祐集笺注》佚文)这篇贺启篇幅不长，但每一段各讲一层意思。第一段讲只有文武并重、文武协调才能有效治理国家。“任文教则损国威，专武事则害民政”，寥寥数语，讲出了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议论，于重文轻武、边患不断的宋王朝尤切。这也是苏洵在《几策·审势》篇借论周、论秦以砭时弊之际所曾详细讨论过的内容，这里由枢密院、枢密使的机构、人员设置旧话重提，切事、切题。第二段绾合到欧阳修身上，但是先宕开一笔，说近年来重要大臣的擢任大都由二府旧员充任，不讲才、职是否相符，等于在官职上养老，然后才说欧阳修“经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与由二府旧员而起的庸吏相比，新任枢密副使有文有略，文武兼备，切人、切题。第三段在第一段所说的“士民欢哗，朝野响动”之中突出这封贺启作者自己的声音，“受恩至深，为喜宜倍”；不过，虽然重点表达的是个人的欣喜和希望，但“尝谓未死之际，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临老之年，犹及见君子之得位”，也与第一、第二段的大议论一脉相承，同条共贯。
欧阳修擢任枢密副使，苏轼、苏辙亦有贺启（苏轼为代作），都从赞誉欧阳修本人文兼武略的角度落笔，似乎在总体格局上已为乃翁所笼罩。不过，即使是苏洵的这一篇骈体谢启，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于骈体的角度来看，或许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更不要说在一贯只重视苏洵古文的眼光里或许根本就看不到这篇骈文的存在。但如果从苏洵作品的整体来看，《贺欧阳枢密启》这种每一段各讲一层意思，而全文又脉理相贯、在内在精神上成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却也正是与苏洵古文相似的一个重要特征。明清以来注重古文章法的批评家都在苏洵的古文里看到这个特点。如对于苏洵的《心术》，杨慎说：“篇中凡七段，各不相属。然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者。”（《嘉祐集笺注》卷二文后“集说”）对于《上富丞相书》，唐顺之说：“此文各自为片段，正与东坡文体不同，老泉之文，大率如此。”（《嘉祐集笺注》卷一一文后“集说”）甚至在谈到苏洵一些不具备这种特点的篇目，这些批评家也往往还要涉及到这个特点。如对于《御将》，杨慎说：“此篇有格局，一步进一步，不似他篇，各为片段。”（《嘉祐集笺注》卷四文后“集说”）对于《上余青州书》，王守仁说：“老泉行文多各自为片段，与东坡文体不同。此书独一意到底，气势弘放，有一泻千里之态。”（《嘉祐集笺注》卷一一文后“集说”）当然，大讲“老泉之文，大率如此”的明清批评家，在他们所讲的“文”里想必不会包括《贺欧阳枢密启》这篇小小的骈文。
这种“各自为片段”而又岭断云连的创作现象与创作特点，在唐宋古文家里其实也不仅苏洵独有。如韩愈《张中丞传》，方苞就说：“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惟退之有此。”（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张中丞传》文后方苞评语）更值得一提的是，远在明清批评家的批评总结之前，苏辙在《诗病五事》一文里就曾经这样推许过《诗经·大雅·绵》九章：“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又早把这种在乃翁苏洵那里十分突出的创作特色远溯到《诗经》的源头。
可见，苏洵《谢相府启》、《贺欧阳枢密启》这两篇向来未受到多少重视的骈文作品，一篇引入史论笔法，一篇运用似断实连的行文结构，看似小文章，却也可以牵涉到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陈师道说：“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后山诗话》）陈善说：“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扪虱新语》卷一）都指出了由欧阳修开创的骈文史的转折变化。而在欧阳修自己看来，这一转折变化也包括了苏洵在内的众多作家的努力：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不过，对于这种骈文史的转折变化，与其沿袭陈师道、陈善所总结的“以文体为对属”、“以文体为四六”，从骈文被动接受古文影响的角度看问题，不如在更深的层次上指出，古文和骈文其实具有着相同相通的文心。它们共同折射着创作主体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观念、政治主张和情感、心理。如果缺少了对这两篇骈文的关注，对于苏洵的理解可能是不完整的，至少失去了些许探赜一个作家隐微心灵的婉曲意味。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中文系)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惟子《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苏洵《嘉集》卷九《史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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