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梅曾亮对桐城派的发展

作者:魏晓虹




  清朝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梅曾亮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同时又吸收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桐城派的领袖,是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梅曾亮(1786—1856),清代散文家,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自少好观古人文词及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辩,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汪尚书书》),与同邑管同交好,尤喜骈俪文。姚鼐于南京主讲中山书院时,二人就学其门,受管同多次劝说,由骈文转为桐城古文,深得姚鼐赞许。与管同、方东树、姚莹并称为“姚门四弟子”。管同早卒,四人古文成就最高的就是梅曾亮。道光二年中进士,授知县分贵州不就,受例为户部郎中。道光中后期他在京师俨然成为古文的宗师,曾国藩非常喜欢古文,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梅、曾二人过往甚密,王先谦说:“昔日梅曾二人声之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续古文辞类纂序》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梅曾亮居京师20余年,承姚鼐余势,文名颇盛,治古文者多从之问义法,有继主文坛之势。
  梅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答王云鹏书》),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辞官归乡,主讲扬州书院。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南京,传说梅曾亮适在城中,曾受礼遇,尊为“三老五更”。后梅避居兴化,又移居淮安,馆于江南河道总署杨以增署。咸丰五年(1855),杨以增为之刊印《柏枧山房文集》。咸丰六年(1856)梅去世。关于梅曾亮与太平军之事,章太炎有《书梅伯言事》考证之,引用吴敏树为伯言诗辞“以名高为嘲,以卒于颠倒为诟”,对其晚年进行评价。梅曾亮有《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柏枧山房文续集》一卷,《柏枧山房骈体文》二卷,《柏枧山房诗集》十卷,《柏枧山房诗续集》二卷。
  梅少喜骈体之文,后转桐城古文,兼长骈散两体。年近三十,“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盖因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观,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马韦伯骈体文序》)。又曾引述管同语:“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管异之文集书后》)批评骈体文的矫揉造作。为了追求“人情”的真实,他在30岁以后改写桐城古文,但他仍然认为:“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复陈伯游书》)在他后来写的一些古文中,骈散结合,采用了不少骈俪句式。虽然梅的散文有骈体成分,但对其文坛地位毫无影响,他成为姚鼐之后“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受到高度的评价:“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朱庆元《柏枧山房文集跋》)“先生”即梅曾亮,肯定了梅曾亮在桐城古文承先启后的地位。
  梅曾亮明确地指出义理要关心兴亡治乱,对“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儒,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春秋溯志序》)的状况不满,“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复姚春木书》)。明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答朱丹木书》)。这在桐城派的文论上是一个新发展。文章要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反映不同的现实生活内容。他鄙视模山范水的“世禄之文”,推崇当乎时切乎事的“豪杰之文”(《送陈作甫叙》),然而梅曾亮的写作实践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主张,囿于桐城古文的传统,他的古文多为缺乏社会现实内容的书序、赠序、寿序之类的文字,但他强调文章至极之境,在言有用,对当时学者的繁琐学问提出批评。梅曾亮生当封建制度解体之际,受到时局危难的影响,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梅曾写了《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等反映鸦片战争的佳作,与经世派遥相呼应。但他以官僚镇压“悍民”与“督粮”方法不同为喻,说明“因时”是要桐城派更切实地维护封建统治,跟曾国藩后来提倡的“与世变相因”完全一致。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一般人认为天下比较太平,但梅曾亮已作《民论》数百言,“穷极奸民之害,左道乱政之烈,而以汉之黄巾米贼为喻”。梅曾亮的“因时”思想,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的。他还写了一些家传、墓志铭,表彰镇压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的内容。梅也有一些客观记事的因时之作,如《记棚民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又束手无策,只好“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的散文,学秦汉,学《史记》,又学柳宗元、归有光,吸收桐城古文的长处,稍变桐城义法。《清史稿•文苑传》说:“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之长,选声炼色,务穷及笔势。”梅曾亮的古文创作,书序、赠序、寿序等文字较多,往往选声炼色,姿韵安雅,笔力微弱。梅曾亮在文字上用功夫,不为浮词赞语,亦能达到自然清新的效果。他的一些描绘自然风景的小品文,如《游小盘谷记》、《卜山余霞阁记》等文字洗炼传神,无一长语浮词,富有文采。林纾在《慎宣轩文集序》中曾说:“得桐城之嫡传者,惟上元梅曾亮,顾其山水游记,则微肖柳州。夫学桐城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异也。……盖既深于文,固无所不可。”
  梅曾亮的散文创作主张是竭力图变。梅在其《春秋溯志序》中说:
  百年之来,明儒老师相逐于训诂名物象数之学,凡宋儒说经空虚道术之谈,变之唯恐不尽。当康熙时,公卿多崇尚理学者,进取之士摹时好,以成俗儒,先语录之书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弇陋,立词不根,视经传如异物,有志之士慨然思变,义理、考据之学遂判然不可复合,今天考证之风,如昔之言义理者矣。……昔时而能言义理者真考证也,当今之世而能言义理者真义理也,可谓雄俊特出不惑于流俗之君子矣。
  梅曾亮虽然竭力图变,但他的散文创作显示出来的只是桐城派内部的大同小异。
  梅曾亮曾认为文章应该注重形式美,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不仅仅为了实用。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
  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则已,好之则必近于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则古文词与括贴异者,特其名耳,又果足乐乎?否也。今虽居文学之职,其用心习技,必以古为师,是习钟鼎文以书试卷,必不售矣。居其职而不称其职,不可也。称其职矣,则所为者又能合乎古而又乐乎心耶?不足以乐乎心,则所为之妨于吾所乐者,文章之败人意与薄书一也。
  梅认为文章要注重形式美,要“乐乎心”,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否则文章就与公文没有区别了。梅强调文学与实用文体的区别,文学是以“乐乎心”为目的的,实用文体是以实用为目标的,两种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文学是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
  桐城派古文的开创者刘大曒、姚鼐提出了“因声求气”的学文方法,梅对这一方法做进一步的阐发。《与孙芝房书》中说:
  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一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
  文字是一种精致的表义符号,文字的抽象性显示着理性的力量,文字阅读伴随着深思、联想和想象。诵读使听觉和视觉相得益彰,把视觉从抽象思维的凝重之中解放出来,把文字的神韵及诗意用声音传达出来。视听结合是因声求气的好办法,能满足人视听审美感受,气脉贯通的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给人以美的享受。
  梅曾亮“少好吟异,长多坎坷”(《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作文之余,常以悲欢为诗,原本唐音,兼有众体,但终生不以诗名。其《杂咏五首》和《移家诗》,章太炎先生曾细加分析,认为是梅曾亮身在太平天国之时的自嘲之作。
  梅曾亮是姚氏之后桐城派的领袖,他深得姚氏正传,又因他享年甚高,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又主讲扬州书院,所以时号大师,当时治古文者无不从问义法。王先谦曾说:“道光末造,士多高于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续古文辞类纂序》)梅曾亮继承了姚鼐的文学主张,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对桐城派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其门下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王锡振等人都是广西人,于是桐城古文传入广西;陈用光的同乡,江西新城(今黎川县)陈学受、陈溥及南丰吴嘉宾,受陈用光、梅曾亮的影响,于是桐城古文传入江西;梅曾亮的朋友与弟子中,邓显鹤、杨彝珍、郭嵩焘、孙鼎臣、曾国藩、欧阳勋等为湖南人;张岳骏、秦湘业、鲁一同等为江苏人;邵懿辰、孙衣言、余坤等人为浙江人;冯志沂、张穆等为山西人,皆从梅问法:于是桐城之学遍传各省。故王先谦选乾隆至咸丰年间39人之文为《续古文辞类纂》,欲以此承桐城方、刘之文,就选录了上述作者的作品。可见在梅曾亮的影响下,桐城派的范围已大大超越了桐城一乡一县。在姚鼐之后,由于梅曾亮的努力,桐城古文又有了活跃的趋势。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