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陆游三过金陵

作者:蒋 方




  宋宁宗赵扩嘉泰元年(1201),陆游七十六岁,他在《会稽志序》中说到:“中原未清,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字句中满含对中原沦丧的沉痛,对江南巨镇所寄予的支撑希望。会稽是陆游的家乡绍兴府的古称。他一生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绍兴度过,他的近万首诗有一半以上是在绍兴写作,他熟悉绍兴,对绍兴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金陵,也称建康,即今之南京,陆游一生仅有三次路过,却也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陆游第一次过金陵是在孝宗赵眘乾道元年(1165)。
  孝宗即位之初,颇有兴复之志,时陆游在京城临安(今杭州)任职,深受鼓舞。他积极上书言政,又参与了朝臣对孝宗信用龙大渊、曾觌的批评,却不料由此而惹恼孝宗,被外放到镇江任通判。镇江是南宋重要的边防之地。陆游的外放虽有贬谪之意,但在镇江任上,他得以接近淮上视兵的张浚,结识张浚之子张栻及其幕僚陈俊卿、冯方、查籥等一批力主抗金收复的志士,心情仍很愉快。不久,因为他的从兄陆沅担任提举两浙市舶之官,镇江在其辖区之内,陆游循例应当避嫌,而隆兴通判毛钦望与安抚使陈之茂“职事不协”,于是有两相调换之令。从表面上看,这应当是一次正常的调动。而隆兴府长官陈之茂,于陆游有师门之恩。他当年主持锁厅考试,不顾秦桧的旨意而擢陆游为第一,居于其孙秦埙之上,曾触怒秦桧。那么,陆游调任隆兴而能与陈之茂共事相处也应当有愉快之感。但是,在陆游上给陈之茂的谒见文书中却流露出了许多怨意,因此,调任的背后也许有着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影响,恐怕与他反对龙大渊、曾觌的用事不无关联。实际上,陆游到达隆兴的第二年(1166),即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而罢去官职,回到故乡山阴闲居。从隆兴二年二月至镇江到乾道元年七月离开而赴隆兴,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陆游可以说在政治仕途上接连遭遇挫折,心情之低沉可想而知。
  隆兴府治在今天的江西南昌。陆游携带家人从镇江去南昌,取水道,由长江上行至今九江,然后取陆路而至南昌。船行途中过金陵,他曾上岸游览钟山。陆游的这次金陵之行,没有留下诗文记载,不能得知详情,只在其后的《入蜀记》中写到钟山时有所言及:“定林庵,旧闻先君言,李伯时画文公像于庵之昭文斋壁,着帽束带,神彩如生。文公没,斋常扃闭,遇重客至,寺僧开户,容忽见像,皆惊耸,觉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今庵经火,尺椽无复存者。予乙酉秋,尝雨中独来游,留字壁间,后人移刻崖石,读之感叹,盖已五六年矣。”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这次过金陵,陆游是独自一人离船上岸,天又正下着雨,不可能逗留较长时间,怕是只到钟山定林寺一处而已。五年后他又用一天的时间重游定林寺及周边风景,也可说明这次游览的匆忙。那么,在赴隆兴的途中船过金陵,陆游冒雨前来钟山,应该是为瞻仰曾听父亲讲述过的定林寺中那幅著名的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著力于政治改革以振兴国家,遭遇打击,退居金陵,而不改其志。他本是陆游敬重之人。而陆游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家学渊源,使陆游对于安石又多一重亲近。陆游怀抱爱国激情而仕途挫折,报国无门,在秋雨瑟瑟之时,独自冒雨来到定林寺,面对昭文斋墙壁上那“着帽束带,神彩如生”的王安石画像,心中该有多少感慨!他提笔挥毫,在壁间留字以为纪念。五年后陆游再游金陵,定林庵已尺椽无存,更不用说那幅王安石的画像了,倒是他的题字被珍惜者移到石壁之上,保存了下来。今天南京钟山南麓紫霞湖公园内犹有陆游摩崖石刻,不知观赏者是否能想象陆游当年冒雨而来的情景,体察他题字时的心情?
  陆游第二次过金陵是在孝宗乾道六年(1170)七月,在他赴夔州通判之职而溯长江上行的入蜀途中。
  这次过金陵,陆游停留了五天,是他长达十个月的旅程中,除京城临安与镇江两地之外,停留时间较长的一个地方。《入蜀记》是他这次旅途的日记,清点可以知道,京城停十天,因有至亲的兄弟要作离别前的团聚,有诸多的官员要作远行前的拜谒,而他自己也有许多的留恋要作交代。镇江停十天,不仅是旧地友朋要作酬对,更有由运河而转入长江的航行需作船舶的调整与物质的准备。而金陵之停五天,则是因为游历需要时间。
  七月五日清晨,陆游的入蜀之船过龙湾,经石头山,由新河进入金陵城的西门龙光门,停泊在秦淮亭下。《入蜀记》这日写到:“过龙湾,浪涌如山。望石头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缭绕如垣墙。”石头山,即今清凉山,东吴时孙权在山上筑城为防而名石头城,又称石头山。据陆游的描述,至南宋时,山依然临水而立,而船行由长江进出金陵,必过石头山,故下文写道:“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变,必先固守石头,真控扼要地也。”此时的秦淮河东西向贯穿金陵城,故西城之龙光门又名下水门。城上赏心亭,地势高险,视野开阔,可以俯看金陵而远眺东南,西北望见历阳而及淮南,是著名的登临览胜之地,素有“金陵第一胜概”之称。此亭是北宋真宗时丁谓守金陵时所建,亭西水中有白鹭洲,因李白有“二水中分白鹭洲”的诗句,后人又在赏心亭西建白鹭亭,北建二水亭,一城门之上三亭并立,陆游说:“诚为壮观,然赏心亭为二亭所蔽,颇失往日登望之胜。”言下有无尽的遗憾。秦淮亭,邻近西城门,是朝廷为往来官员提供食宿的驿亭。这天入城后,陆游只作近处游览,三亭之外,又去了皇帝在金陵城中的行宫。宫殿是不可进的,他在宫前天津桥上徘徊良久:“桥琢青石为之,颇精致,意其南唐之旧也。”
  接下来的几日,陆游细细地游览了金陵的几处名胜:冶城山麓的天庆观,石头山下的清凉广慧寺,钟山南麓的太平兴国寺、报宁禅院,以及城中的保宁寺,戒坛寺。六朝旧部的金陵,佛寺是一大景观。杜牧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概括金陵一地所蕴含的兴盛衰亡的历史意义。陆游在金陵的游览,不仅有取鉴历史之意,更有考察金陵地势之心。佛寺既是历史的存照,又多依山而建,故成为他在金陵的专门之游。天庆观所在的冶城山,相传是孙吴时的鼓铸之所,在西城门内偏南。石头山与广慧寺在西城门外,距城有一里多地。钟山太平兴国寺在东城门外,据《景定建康志》,距城有十四里,报宁寺位在半途,距城七里,故又名半山寺。这几日的佛寺游,陆游西登石头,东上钟山,南瞰牛头山,将金陵地势尽收眼底。游天庆观,他一面去观西看了东晋时为维护皇权而父子同战死的卞壶庙,一面感慨:“吴晋间城垒,大抵多因山为之。”游广慧寺,他登上石头山,感慨:“真形胜之地,若异时定都建康,则石头当仍为关要。”他在钟山的游历多追忆王安石之事,在城中游保宁、戒坛二寺则多述南唐旧迹,也有感慨寄寓其中。
  游金陵而对地形山势如此关心,实与陆游抗金复国的抱负密切相关。在高宗绍兴年间,南宋朝廷中有过关于定都钱塘还是迁都建康的争论,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坚持以临安为都,理由多多,实以其地近海,便于逃跑躲避。而主战者,先有宗泽,后有张浚、陈亮,都力主要图谋恢复中原,就当定都关中,若不能,就当以建康为都。尽管高宗以苟安求免,驻在临安,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这一争议一直持续到孝宗即位之后。张浚曾慷慨激昂地陈说:“东南形势,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怀愤惕。至如钱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号召北方。”(《宋史》卷三六一)陆游的主张同于张浚等人。他在任枢密院编修时,写有《上二府论都邑札子》,论述以建康为都城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举孙吴、萧梁、南唐为例,谓其偏居江南,也曾有不以建康为都之时,然而,“其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复毁,尽而复徙,甚者遂至于败亡”。他说:“大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故希望朝廷以“建康、临安,皆系驻跸之地”,而若可接受,他愿进一步呈说定都措置的意见。孝宗虽有恢复之志,却同样任用主和之臣而排挤主战之士,迁都之议自然未能接受。而陆游在遭遇摒弃之时过金陵,犹念念不忘对金陵地势形胜的考察,并在日记中继续驳斥反对迁都的主和派说:“或以为今都城徙而南,石头虽守无益,盖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横贯城中,六朝立栅断航之类,缓急不可复施。然大江天险,都城临之,金汤之势,比六朝为胜,岂必依淮为固邪?”其系心于朝政的热诚,如他诗中所言:“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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