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福禄寿”三星与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
作者：沈利华
“福”是民间最常见的符号。所谓“福”就是生活幸福，俗话说的“福运”、“福气”。《礼记》曰：“福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韩非子》中讲“全寿富贵之称福”。《尚书·洪范》载“五福”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考终命”是指善终、不横夭。后世“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可以说“福”无所不包，举凡吉祥如意、福善喜庆、事事顺遂皆可以福为表征。正因为“福”比较笼统抽象，因此在民间信仰中将其落实到“福星”加以崇拜。相传福星本为木星，古称木星为岁星，谓其所在有福，因此奉为福星。后世又将福星附会于人事，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福星是天官。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从前有个叫陈子祷的人，温文尔雅，俊美绝伦，与龙王的三公主一见钟情，结为夫妇。后来分别在农历二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生了天官、地官、水官三兄弟。三官中以天官为尊，为道教的紫微帝君，职掌赐福，因此民间奉为福星，与禄星、寿星并列。
国民奉“福星”为吉祥之神，旧时各地的“三官庙”香火旺盛，人们虔诚敬祀，希望得到福神庇佑，福星高照。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种种求福的礼俗，如民间戏班子开场必演“天官赐福”戏。女子行礼要屈膝弯腰，双手按住右腹，口称“万福”。亲友分别要恭手相送，祝其“一路福星”。造房上梁要挂一块红布，上写“紫微高照”字样。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在大门、房门上贴起四角方方写有“福”字的红纸，有的还故意将“福”倒贴，意为“福到门庭”等等。
民间祈福的理念有两重含义：一是机遇运气，即俗所谓“福运”、“时来福凑”。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小农经济，岁美则穰，岁凶则恶，“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勤勤恳恳地从事农耕或工商，却很难成为富人，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却能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规律性，人们觉得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在弘扬天力、天威的社会氛围下，不要说平民百姓、下里巴人，就连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也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力量十分渺小，只有敬天事神，顺从天意，等待天定命运的安排，才能维系个人及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福就意味着运气好，所谓“奉天承运”，方能诸事顺达。
“福”的第二层含义是和合，即和谐团圆。旧时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体态肥硕之人称为有“福相”；家庭和美、子孙贤孝之家称为有“福气”。富贵积善之家自称为“福门”、“福地”。民间流行的“福神”也是圆头大耳，怀抱婴儿呈“团圆”之相。吴越等地，旧时有年终祝福之俗，清范祖述《杭俗遗风》载：“岁终，家家必祀年神，俗谓之烧年纸。送神之后，合家团聚饮食，名曰散福。”散福即祝福，福乃一家和美、团圆的象征。
禄星为职掌文运禄位的星神。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以高官厚禄笼络天下读书人。禄位引人如饵钓鱼，世称“禄饵”。十年寒窗，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这是士子的惟一出路，因此形成了民间对禄星的崇拜。“禄”实际表征着国民对权力富贵的追逐。中国人是从来不避讳求财逐富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明财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儒家圣人孔夫子也曾说过，财富如果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得，那么即使为人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在民间，关于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满足了国人求取财富的愿望，因此百姓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以至图绘其形，或张贴于门户，或陈列于中堂，以祈好运临门，发家致富。
财神是最受国人欢迎的神祇之一。旧时，敬祀财神为新年要务，家家户户烧香挂像，求取大吉大利。传统的财神像有二类：一为复合型，中为关公，左右两侧为文武财神，前为财富堆积如山的聚宝盆。俗传关公曾为兵马站驿长，长于数算，设簿记法，并发明日清簿，又因他守信重义，故为商家崇祀，奉为守护神，进而成为招财进宝的财神爷。另一为单一型的武财神。俗传武财神赵公明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黑色有胡须，身跨黑虎，驱雷役电，唤雨呼风。赵公明神能颇广，“降瘟剪症，保命禳灾，至如公诉冤抑，买卖求财，可对神祷，无不如意”，因此民间奉为武财神。
每届春节，各地均祭祀财神，祭法有所不同，但其虔敬之心却如出一辙。北方地区，除夕供财神像，烧香上贡品，正月初二晨祭化。祭祀时，边行礼祷告边诵“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福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或“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穷神永离去，富贵花常开”等吉语。南方地区敬祀财神则重接神仪式。俗传正月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为抢先接到财神，商家多于初四晚举行迎神仪式。清顾铁卿《清嘉录》中有“竹枝词”记苏州人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示，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所谓“抢路头”即抢接路头财神，一个“抢”字形象地反映出人们迎神纳福、发财致富的急迫心情。
禄星亦称“文昌”、“文曲星”，本为文昌宫六星，传说为主文运兴衰的星宿，进而演化为职掌文运禄位的司禄神。明清之时，禄星又演变为魁星，其形象为鬼立于鳌头之上，举足起斗，反顾以笔点之，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为科举中试的吉兆，各地读书人临考之前都要拜祭。在科第颇盛的江浙地区，一些偏僻的山乡也都设有义塾，甚至建有魁星阁。据外国学者研究，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人有一种趋向，世家子弟减少，贫寒书生增多。“白衣致卿相”对于一个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并非全是梦幻，改变身份跳龙门，自有层出榜样在。旧时以功名禄位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如“马上封侯”、“平升三级”、“加官进爵”、“荣华富贵”等十分风行，广泛见于文具、什器、家具、建筑之上，非常直率地表达了人们求取功名富贵的愿望。财富和功名作为中国文化中两个很有影响的价值观念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功名可以致富，富又可以成就功名，二者共同把“富贵”刻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灵魂上，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及情感状态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
寿星初为星名，《尔雅·释天》：“寿星，角元也。”郭璞注云：“数起角元，列宿之长，故曰寿。”可知寿星最初为二十八宿中的角、元二星，后又演化为南极老人星。《史记·封禅书》索引称：“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祀之以祈福寿也。”南极老人星就是后世奉祀的寿星，戏曲小说中又附会为神仙名，称为南极仙翁。民间传说中也将彭祖、老子、东方朔等奉为寿星。旧时画像中寿星多为白发长眉的老翁，手持龙头拐杖，头部长而隆起，俗称“寿星头”。
寿星崇拜具有生命崇拜的意义。寿所代表的生命崇拜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人的长寿，直至成仙。中国传统吉祥观念以“寿”字最为发达，《尚书·洪范》首倡“五福”之说，其中“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富”是指粮食充足、生活无忧，“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能达成人事的和谐，此两者实际上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后世“五福”之中，寿亦居首位。所谓“五福之中寿为先”。传统吉祥图案有“五福捧寿”，绘五只蝙蝠围绕寿字的纹图，寿占中心。民间也有“人在一切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俗谚。与西方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不同，中国人抱持的是一种现世的人生观，无论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的一切享受都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他们不寻求超脱而执着于现世，不懈地追求生命的长久、恒寿。在生活心理上，国人亦甚珍惜生命，一般不肯做拿性命去冒险的事情。中国人是不怎么相信灵魂不朽和精神长存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主张去研究思考死和死后之事。“灵魂转世”和“投胎”的说法是后来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但并不深入人心。在这方面中国人受道教的影响远甚于佛教。道家的养身、全生及道教的肉体成仙直指个体生命，非常重视身体之养，将长生不老作为身体的终极目标。追求个人肉体生命的自然小宇宙融入天地自然大宇宙，从而达到自然涵摄人生、人类化入自然的天人合一的“道”的境界。
生命崇拜的第二层含义是血脉的传续，即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尽焉”的生命传衍，使自己获得永生的意义，从而光大生命的价值。多子多福的观念与祈求长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尤其是男劳力。同时，这种观念更深植于传统的家族观和人生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父系血统的延续至关重要。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不可分割，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断子绝孙”也为恶毒的咒语，满门抄斩更是封建社会最严酷的刑罚。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永继香火。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业的发达从属于家族的兴旺。一个人奋斗一生积聚万贯家财却后继无人，对自己来说，悲莫大焉；对世人而言，怜莫深焉。人生成功幸福更多地表现为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家庭、家族是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人们的行为目的只能以维护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为基本准则。父子、夫妇、兄弟三组关系构成血缘家族的核心关系，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良弟悌等儒家说教成为稳定社会基层组织的行为指南。守住一块土地、世代相传、四世同堂也为传统家庭理想的模式，为一般世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
文化有其复杂的构成，而其核心就是价值体系。福、禄、寿三星及其隐含的信息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不仅表现为在社会组织及国民心理、生理结构中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且业已积淀为人们普遍的心理、生理因素并时刻规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
（作者单位：江苏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