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作者：宋 词
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是南明宏光一朝灭亡后的第四年。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满清八旗铁骑为征服汉人、统一华夏、横扫中国的战乱时期度过的，经历了清军平定浙闽，攻克江西、粤桂，直到剿灭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他三十六岁那一年，康熙南巡路过山东，赴曲阜祭祀孔子，召他到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的褒奖，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这一年正是康熙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的一年。经过十多年的搜集史料，积累素材，呕心沥血，三易其稿，写出了震动当时、流传千古的《桃花扇》传奇。在当时，《桃花扇》可称为“现代戏”，和剧中人物同时的故臣遗老还大有人在，如“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就曾和孔尚任有过交往。
在孔尚任之前还没有一位戏曲作家通过一出戏来反映国家兴亡这样重大的问题。《桃花扇小引》中明确说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事？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面对逝去的历史，怀着亡国之痛，来揭示并回答明朝三百年历史和亡国的原因，这需要何等的智慧、胆识和气魄！《桃花扇》形象地、艺术地、真实而感人至深地全面回答了南明败亡的原因。
晚明从万历、天启到崇祯，已经到了风雨瓢摇、穷途末路、油尽灯灭的末世。专制制度造成统治者的腐败，彻底扼杀了民族的生机，改朝换代必定到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多尔衮的满洲铁骑大举入侵，天崩地裂。北京失陷，崇祯自缢。在南京的文武大臣拥立了一个从河南逃难来的福王朱由崧，号宏光，史称南明。《桃花扇》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南明当时还据有大半个中国，各地合起来有数倍于清兵的近百万军队，有长江天险，有东南富庶之地。若能君臣振作，共图恢复，卧薪尝胆，即便不能收复中原，也可以争得个像南宋那样的偏安局面。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短命的王朝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了。
宏光是个既无执政能力又无执政兴趣几近色情狂的皇帝，只会纵欲享乐，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选美女，满城搜寻。为排演新剧《燕子笺》把秦淮歌伎优伶都抓进宫里。他唉声叹气发愁的不是国事，而是“梨园殊无佳者”，没有声色俱佳的好角供他开心。他让军民到处捉蛤蟆为他配制春药，他以奸污幼女为乐，是历代亡国之君中最荒淫无耻的一位。首辅马士英和阉党余孽阮大铖，史称马阮，公认的大奸、坏种。他们是政治赌徒，乱世的投机者，因拥立福王当上皇帝有功而大权独揽。在短短一年间，马阮把晚明糜烂腐败、贿赂公行、无官不贪推到极致，大小官职都定价出售。迫不及待地为魏忠贤的阉党翻案，排斥异己，打击东林大臣，制造冤案，对复社志士大肆逮捕，南京城内铁骑四出，一片恐怖。阮大铖的座右铭是“有官万事足”，有人问他为什么做伤天害理的坏事？他袒露出一个末世政治流氓的心态：“日暮途穷，吾固倒行而逆施。”
再看看武将，驻防长江一带的四镇总兵高杰、黄德功、刘泽清、刘良佐，不去抗击南下的清军，而是起内讧、抢地盘，为争夺扬州富庶之区而开战。官军和土匪一样，抢掠百姓，奸淫烧杀。还有在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拥有二十万大军，也不去抵抗清兵，以剪除奸臣“清君侧”为名乘船东下，其实为了夺权，引发一场内战，最后吐血而亡。
南明一朝没有力挽狂澜的英雄。《桃花扇》中出现的史可法，只是一介书生，在慓悍的四镇发生内讧时束手无策。当八旗大军的铁骑直薄扬州城下时，他无指挥将士守城御敌之能，而是安排一死的后事。《沉江》一折为这位尽节忠臣稍稍涂上悲壮的一笔！
这样的皇上，这样的文臣武将，能不亡国吗？《桃花扇》回答了明朝三百年败亡于何人、何事、何时、何地的问题。
二
南明这一段历史是黑暗的，几乎看不到一点亮光。秦淮河畔几个出于风尘中的青楼女子却像闪电划破夜空，给这段历史平添了几分色彩。如果没有一个香艳凄绝的爱情故事，没有离合悲欢的儿女之情，就不可能产生沉痛悲壮的兴亡之感。孔尚任这位杰出的剧作家，在《桃花扇》中塑造了戏曲史上不曾有过的全新的女性形象——李香君，一位性格刚烈、才情品学俱佳，被誉为“巾帼卓识、独立天壤”的青楼女子。
孔尚任在写《桃花扇》时，一定搜集了当时几位秦淮名姬的真实故事和传说，柳如是投水殉节，葛嫩娘断舌骂贼，卞玉京守身入道，乃至虽为降清大员贵妇人的顾媚仍冒险藏匿被追捕的抗清义士阎古古。孔尚任从许多节烈女子中选择了李香君，是以侯方域写的《李姬传》为原型的。侯公子自己的文章不会说假话。从一开始，侯李的爱情就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和南明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却奁》一折中，面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利诱，侯公子不仅动摇、暧昧，而是答应“即为分解”。刚烈的李香君却挺身而出，把钗钏衣裙摔出门外，退回聘金，表现出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义无反顾的精神，使侯公子惭愧，视为“畏友”。
香闺缠锦，鸳梦惊醒，侯公子被阮大铖诬陷逃离南京，与香君凄然而别。迫害接踵而至，更严酷的考验很快就来了。阮大铖在对东林复社密布网罗的同时，对香君“却奁”之仇并未忘记，把她作为礼物送给新任漕抚田仰。《守楼》一折是《桃花扇》的高潮。让我们看一看当时是一幅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国破君亡，半壁江山沦陷，清兵正向江南进军；新登皇帝宝座的宏光，忙着搜罗美女，征歌选舞；
首辅马士英和阮大铖把持朝政，忙着贪污受贿，诛除异己，大兴冤狱；四镇的军阀忙着内讧，争地盘，抢掠财物。在一片乌烟瘴气、淫靡委顿、黑暗恐怖的南京城，从秦淮河畔媚香楼内响起一声惊雷！香君拒嫁，用生命进行抗争，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悲歌。一个妓女洒在扇面上的斑斑血迹，衬托着一个腐败的王朝。
李香君的性格还在发展，好戏还在后面。《骂筵》让香君面对权奸马士英和阮大铖，义正辞严，高歌痛骂，是将她作为英雄来写的，使她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南朝亡国都风雅。”风雅成为晚明一种社会风气。风雅的文人名士、大文豪、大思想家，都曾把秦淮旧院作为他们聚会的“文化沙龙”。他们在这里不仅听歌赏舞，吟诗作画，而且议论朝政，针砭时弊，谈边事，谈战争；他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抱着匡时济世之志，发表力挽狂澜的宏图伟略；他们高举卫道的旗帜，传播儒家文化，谈道德，谈气节。李香君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受以道德文章著称的清流名士的影晌。当文人只会空谈时，李香君却采取了行动。在国破家亡、生死荣辱面前，她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复社“重气节、轻生死”的宣言。
李香君这个艺术形象是《桃花扇》一剧的灵魂，国家亡了，大清帝国可以代替大明帝国，而作为民族精神，由李香君体现的人格和气节，则流芳千古，虽经万劫而不灭！
三
孔尚任在写侯方域时的心情，一定是矛盾、犹豫和痛苦的。作为孔子的后裔，一位儒家知识分子，同类相惜，何尝不想写出一个铁骨铮铮、一腔热血、正气凛然、人格完美的侯公子，与香君相配既是才子佳人，又是英雄美人。可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南明一代的知识分子让他失望和痛心，他只能写出名士精神委琐与佳人浩然正气之间不可调和而决裂的悲剧。晚明王朝已经腐败糜烂到无可救药，支撑王朝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已经僵化，成为虚假的教条。读书人钻营于功名利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道德治天下的王朝面临着道德的崩溃。一旦到了国难当头、大难来时，在生死荣辱的考验中，官僚们和士大夫中的精英，都成了软骨头，丧失气节做了降臣。据《明季北略》统计，李自成攻进北京后，死难文臣仅二十一人，投降的官员去候选，“囚服立于午门外，约四千人”。清军占领南京，明降臣向豫王投降呈递的职名帖就有几尺高，“参谒如蚁”，跪在敌人面前的降臣像蚂蚁一样多。这是纲常的崩溃，文人的堕落，明朝三百年养士的悲哀。
“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桃花扇》虽然没有明写，史有所载，孔尚任是清楚的。东林党魁、一代儒林宗主钱谦益在拒绝夫人柳如是一同投水殉节后，率领百官跪在豫王马前递上降表，“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芝麓把投降的责任推给顾媚，“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更不要脸。复社领袖大诗人吴梅村也蒙辱含垢出仕清朝，被列入二臣传。那侯方域又如何呢？
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出身名门望族，父亲侯恂在崇祯一朝做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督师等要职。他与冒襄、陈贞慧、方以智被称为“复社四公子”，在当时的名气很大。他的仕途、社会交往和文学活动主要在江南。复社是继东林之后成立的文人组织，以“致君”、“泽民”为旗号，宣言是“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曾有数省上万人参加的苏州虎丘复社大会，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一次盛会。侯方域是复社名流，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与香君一见钟情，郎才女貌，堪称佳偶。当时在秦淮河流传着两句诗：“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秦淮名妓所钟情、所倾慕的东林士子不仅是才学，而且是节操和人格魅力。侯李的爱情故事没有按照传统才子佳人美满姻缘的老路子写，而是写了侯公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动摇和软弱，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保全身家性命时的畏惧和叛变。相对照的是，李香君那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血溅宫扇的刚烈，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将一种悲壮的人格精神弘扬到极致，侯公子只能成为李香君辉煌人格的反衬，铸成《桃花扇》这一千古悲剧！
“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孔尚任没有明写侯方域降清应试得中副榜，让香君与他决绝，而是以斩断情根双双入道来结束，自有其苦衷。侯方域这一人物人格分裂、大节有亏、灵魂堕落、民族良知和理性的泯灭，在南明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虽未直写，实际上这才是剧作家为“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的真正用意所在。
四
敬佩孔尚任的胆识和勇气，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来写《桃花扇》。同时也庆幸他的智慧和理性，选择了一个文网尚未密布的宽松时期，使这部触犯清廷的剧作未遭查禁，不能不说是幸运。
时值清初，新朝始建，八旗铁骑正在南征西剿，用武力统一中国。康熙是一位深懂镇压和怀柔之术的君主，血腥屠杀之后需要安抚民心，休养生息，优待汉官，收买文人。他到南京拜谒明孝陵，到曲阜祭孔，开设博学鸿儒科，请明遗民出来做官，孔尚任是他亲自褒奖、破格任命的。康熙对《桃花扇》采取宽容态度，并不是他的大度，而是征服人心的策略需要，等江山坐稳再大兴文字狱来收拾你们这帮文人。几年后，就发生了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文字招祸，株连甚广，戴被砍了头。所谓康乾盛世，文字狱不断，无数人头落地。
孔尚任的爱国之情、亡国之恨、故国之思，作为明遗民的屈辱，文人失去灵魂栖息地的悲哀，这种无法排遣的胸中块垒、精神苦痛、一腔郁闷，他必需倾吐，必需喷发，于是选择了用戏曲来演绎一部传奇。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他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只能压抑住感情，用“曲笔”来表达。《桃花扇》中写南明的腐败、马阮的弄权、武将的内讧，清朝统治者是可以接受的。写到史可法时，只能避开扬州血战、清军屠城十日，而以《沉江》略昭史公节操，草草收场。
不能正面歌颂抗清的英雄，也不能正面批判和谴责降清的文人。《桃花扇》的结尾，没有写侯方域降清应试得中副榜，让他拖着辫子、穿着清朝的服装来与李香君见面，是中庸的选择，让侯李斩断情根双双入道。不将侯的变节进行暴露和鞭挞，则彰显不出香君与之决绝的刚烈，削弱了悲剧的力量，降低了剧本应达到的历史高度。作者不能直写的苦衷，在《余韵》一折中通过徐青君口中说出：“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这“出山”的“俊杰”中便有侯公子。
《桃花扇》是孔尚任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悲情之作。在读剧本时，感到他那种难以抑止的悲情无处不在，充溢在故事中、情节中、词曲中。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时时在打动着、震撼着你的心灵。曲虽终而意未尽，《余韵》中苏昆生唱的《哀江南》，哀怨凄凉，是一幅残山剩水的兴亡图，是一曲把沧桑感抒发到极致、伤心千古的绝唱！此剧在当时演出引起巨大反响，台下观众为之感动：“长安（北京）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灿酒阑，唏嘘而散。”不要说当时的故臣遗老“感慨涕零”，我们今天读此剧、听此曲也会潸然泪下。
孔尚任写成《桃花扇》不到半年，就罢官回家，是对他的惩处和警告。长期有一种说法，说孔尚任不擅音律，不精于戏曲排场，《桃花扇》不像《牡丹亭》、《长生殿》由艺人不断在舞台上热演，而留下名唱名曲和表演艺术臻于完美的许多经典折子戏。其实《桃花扇》在结构、排场、编剧技巧、唱词曲牌的音韵平仄，孔尚任都是内行里手，决不逊于《长生殿》。《桃花扇》开始演出时曾经盛况空前，“岁无虚日”，为什么后来绝迹舞台，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文网密布，大兴文字狱，《桃花扇》这样写明朝亡国之痛，招民族之魂的戏，虽尚未见记载，肯定是在禁演之列。如今，《桃花扇》还在演出，秦淮河还在流淌，讲述着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和气节。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近清明，翠禽枝上销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念楚乡旅宿，柔情别绪，谁与温存。空尊夜泣，青山不语，残月当门。翠玉楼前，唯是有一、一波湘水，摇荡湘云。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者次第，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黄孝迈《湘春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