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曲水缘何能赋诗
作者：刘 强
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结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和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传》云：“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情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如此，“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日：“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皙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差异）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七十七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二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七十二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太平广记》二二六引《大业拾遗》），场面很是壮观。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清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清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清谈高论，“曲水赋诗”的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文选》卷四二）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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