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3期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

作者：李　倩

　　
　　三
　　
　　对比翟理斯身为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教授长达31年的学术地位，《中国文学史》所处的边缘状况，正反映了当时英国汉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
　　早期英国汉学的研究风气并不浓厚，自上而下以培养为经商和外交的通中国话的实用汉学家或称领事馆汉学家为基本走向。剑桥大学继伦敦大学、牛津大学之后，于1888年设立中文教授之席。这个职位的设立，仅仅是一批中文图书的“副产品”。1882年，威妥玛（Thomas Wade）结束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回到英国，将自己的中文藏书无偿捐赠给剑桥大学，附带条件是威妥玛期望在余下的有生之年，成为这批图书的管理员和守护者。剑桥大学因此为他设立中文教授席位。1897年，曾在中国担任威妥玛下属的翟理斯，接任两年前去世的威妥玛成为剑桥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
　　翟理斯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英国汉学界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比起同时期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则相差甚远。翟理斯著述中的“业余”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整个英国汉学研究学科体系的不完备与支持乏力。翟理斯与考察伦敦东方研究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曾有一段对话记录在案：
　　——你有中国助手吗？
　　——我没有。
　　——那么有一个助手会不会比较理想；你想要一个助手吗？
　　——我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助手，我估计剑桥大学不会支持这个。
　　（T.H.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 Wellsweep,1989,p.8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事研究所必需的助手与参考书籍都是大问题，遑论翟理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取法的条件下，为中国文学上千年的浩瀚历史撰写一部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是翟理斯任教后出版的最早一批著作之一。与中国二三十年代因学校教育之需而兴起的撰写文学史的风潮一样，这本书的主要目标读者群也是高校学生；不同的是，翟理斯需要自己去赢得读者群。翟理斯在一份报告中说，作为教授，他“在剑桥只有一名学生真正出于对语言（汉语）本身的兴趣而希望学习”。学者傅尚霖曾在1931年分析，在英国汉语研究被作为一种受欢迎的话题而非整体的知识体系，这种状况与当时英国急切想要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历史现实不无关系。换句话说，在当时的英国，外交官或教士们学习汉语都是为了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不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可能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在这种状况下，翟理斯必须选择一种大众化的著述方式来为自己赢得读者。翟理斯在全书的序言中，将此书视为引导英语读者进入广阔的中国文学领域的“导论”（introduction），而非集大成的“定论”。以普及为目标的写作取向，决定了《中国文学史》的通俗读本性质。
　　书中表现出的通俗化的审美趣味，既与外部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也源于翟理斯本人的学养积累。他早年在英国接受欧洲古典文化的熏陶，发表的作品多为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和文评家朗吉弩斯（Longinus）的译文。1867年，他来到中国接受训练，成为一名使馆翻译人员。他在中国生活了25年，1891年从驻宁波领事的职位上退休，回到英国。较之于中国传统观念中“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他更关注中国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学以及老庄思想，在编撰字典与诗文翻译方面多有造诣。他的所长不在思辨，辜鸿铭在《一位伟大的汉学家》一文中说，“翟理斯博士具有以往和现代一切汉学家所没有的优势——他拥有文学天赋，能写非常流畅的英文。但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又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有时甚至还缺乏普通常识。他能够翻译中国的句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甚为中肯。
　　翟理斯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研究的众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如此丰富的成果几乎均赖他一人在研究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独力完成，用力不可谓不勤。所惜外部的现实环境先天决定了他的研究的局限性。随着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他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很快即被后学超越。卜立德称，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虽“野心勃勃”，但却“早产（premature）”，这一评价是妥当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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