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第六讲 诗的理趣

作者:徐有富




  诗歌的主要任务是抒情,但是说理也是诗歌的功能之一,事实上也存在着旨在说理的诗,某些抒情诗中往往也有说理的成分。本讲将着重探讨诗歌如何说理才富有情趣的问题。
  
  一、 说理也是诗的重要内容
  
  诗歌本质上是抒情的,说理非其所长,所以不少人都反对用诗歌来说理。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亦云:“诗三百篇主情,与《易》太极说理,判然各别。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以五言、七言,且牵缀以声韵,非蛇足乎?”
  应当说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诗的主题不外乎抒情、言志、说理三端,要想在诗歌中完全杜绝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诗经》中就有不少说理的诗,譬如《小雅·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用诗歌形象说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巨大的。而《豳风·伐柯》则是一首完整的说理诗: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汉乐府《长歌行》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辉的花叶到秋天就衰败了,百川东流一去不回等一连串的诗歌形象说明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颇有感染力。晋代甚至出现了以诗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干瘪,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也有借诗歌形象来说理的好诗,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八有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资;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就用形象化的语言,讲了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而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许多耐人咀嚼的哲理诗,如初唐诗人虞世南笔下的《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人们常说站得高看得远,这首诗说站得高声音也传得远。这当然是一种比兴说法,虞世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美名远播主要靠他自己的内因,而不是靠外因。还有的诗所说的道理溶解在形象中,需要我们仔细体会。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诗既抒发了沧桑之感,又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失败者因为发愤图强而走向胜利,胜利者由于骄奢淫逸而走向灭亡。吴越两国的斗争史证明了这一点。清代的刘大勤在《师友传灯续录》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宋人多言理,唐人不然,岂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与?”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爱说理为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本朝人尚理。”明人杨慎《升庵诗话》也认为:“宋人诗主理。”下面我们就以宋诗为例分析一下诗歌说理的内容。
  宋人以诗说理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表现哲理。譬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少宋诗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像梅尧臣的《对花有感》:“新花朝竞艳,故花色憔悴。明日花更开,新花何以异?”最耐人寻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马上小睡》:
  
  夹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觉据鞍眠。
  觉来已失初时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刚刚还是满眼桃花,在马背上打了个盹,眼前就是青山绿水了。
  宗教也属哲学范畴。佛教徒常以诗来宣传佛教教义。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所载某尼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归来拈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五灯会元》卷一讲过一个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伽叶。”佛教教义难以尽说,所以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以启发弟子们自己去领悟。“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说明只有伽叶有所领悟,所以得到释迦牟尼的青睐,成了禅宗的创始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檀经》)如果把寻春比喻学道的话,为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主要是因为在自身以外寻春访道,虽踏破铁鞋,也无所获;而在自身中求,则往往能够顿悟。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眼在睫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我国的一些哲学典籍,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如《文子·道原》篇说:“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诸远者,往而复返。”当然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出其他道理,如对事物、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前,我们只能见到事物旧有的面貌,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我们就能处处见到事物的新面貌了,等等。
  道教观念虽然庞杂,但是其主张贵生避世的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道教徒爱用白云来表现这一观念,如北宋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诗一首》云:“白云闲似我,我似白云闲。二物俱无心,逍遥天地间。”显然这首诗将道教贵生避世的观念表现得非常透彻。
  宋诗中还有许多抒写生活体验与感悟的作品,这些体验与感悟往往充满哲理,因此特别值得珍视。就拿登高望远来说,宋人就写出了一些感受各不相同的哲理诗,如李沆大的《题六和塔》:
  
  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
  
  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然而站得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安全系数也就越小。作者在登上六和塔顶层,亲身体验到风险以后,经过权衡,还是拒绝冒险,选择了习惯性生活,因为这样做没有风险。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有着不同的体验: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在王安石看来,站得高是因,看得远是果,要想看得远,就必须站得高,而且还要攀登上最高层,从而展现了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胸襟。再如释重显《五老师子》云:
  
  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僧宝传》称重显尝游庐山栖贤寺,时諟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这三首诗的主题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所处的位置对于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宋人还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故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迟留诵诗久之,亦未能无意也。荆公他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何仿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主张改革的,而晏殊(谥元献)、文彦博(封潞国公)是反对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宋人沈辽《水车》诗:“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再如韦骧的《桔槔》诗:“露井无穷惠,机心在桔槔。浅深在应取,俯仰不为劳。固免羸瓶悔,全胜短绠操。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还喜欢用诗来探讨诗歌理论。如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吴可的《学诗》诗。陆游也有不少论诗诗值得我们重视,如其《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
  君诗妙处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驿中。
  
  即深刻地说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再如杨万里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二: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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