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

作者:乔玉钰




  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达到空前的繁荣,涌现出吴江沈氏、叶氏女作家群,桐城方氏女作家群,随园女弟子作家群,碧城仙馆女弟子作家群等一大批才女,在数量上蔚为壮观,而其中的佼佼者如徐灿、吴藻、顾太清、汪端等较之前代的李清照、朱淑真亦不为逊色。然而这些才女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皈依佛、道,尤其是佛教以终,这实在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文述言:“红粉参禅,翠鬟慕道,大半山穷水尽、有迫使然。”诚然,一部分才女入空门是由于客观环境尤其是不幸婚姻的迫使:明末的方维仪、方维则姐妹,十七八岁就成了寡妇,在漫长的守节日子里,只能长斋绣佛来打发时间,她们的姻亲——才女吴令仪、章有湘以及清代早期的女词人徐灿、诗人李因皈依佛门亦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再例如明代的女诗人陈香石,由于无子而被丈夫遣回母家,贫困无以为生,只得入佛。与她同时的才女吴绡本是常熟太守许瑶的妻子,但许浪荡成性,导致夫妻不合,最后吴绡愤而入佛。
  然而婚姻不幸却并不能概括才女皈依空门的全部原因。清代中期的女词人关锳,丈夫对她不乏深情,得知她有出家的念头后,特意写作了《秋灯琐忆》来追念二人的夫妻情义,但关锳依然放弃家庭选择了空门。吴琪、吴藻、汪端等才女虽然是在守寡之后遁入空门,但她们是否也像节妇一样,借空门来表示自己言行的贞洁和守节的坚定呢?这个问题考察了她们的生平经历后就不难回答了。汪端是陈文述的儿媳,而陈在当时以广收女弟子、提倡女性教育闻名,在对待女子的问题上十分开明,翁媳二人经常一起谈诗弄文,在这样宽松的家庭环境下,汪端寡居后依然与同时期的诸多才女名士交游唱和。而吴琪丧夫后,“时与二三闺友抚丝桐而弄笔墨,意殊慷慨,不作儿女态”,“慕钱塘山水之胜,乃与才女周羽步为六桥三竺之游”,写下了很多豪气冲天的诗作。至于吴藻,本就十分鄙视自己不通文墨的商人丈夫,在她流传下来的众多作品中,不是孤芳自赏的哀怨,就是师友唱和的欢愉,见不到任何对夫妻生活的记述或者对丈夫的追念。由此可见,以上几位才女皈依空门决不是由于婚姻的原因,因此与方氏姐妹等节妇相比,她们并非在守寡之后立刻遁入空门,也没有在以后的日子中怀着崇拜的心情来追念自己的丈夫或者借诗文表现自己守节的忠贞信念,那么她们抛弃红尘究竟是为哪般呢?
  通过阅读这些才女的作品,尤其是遁入空门之后的作品,我们找到了答案:吴藻晚年归佛后自称“从今以往,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香南雪北词自序》),汪端信道后也写了“愤激何须成谤史,孤危容易著谗书。从今悟彻浮生累,扫地焚香意有馀”(《寒夜读书感兴》),从此她们基本不再进行任何创作,汪端甚至亲手焚毁了自己精心创作的小说《元明逸史》。关锳在《金缕曲·答沈湘涛》中更明确表示:“算人生,才能妨命,病怨何怪?只惜聪明长自误,身世漂流文海。”可见这些才女都把自己的才华看作是一种罪过,到了中晚年反省自己的人生,将一切不幸归咎为“才能妨命”,“漂流文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漂流苦海”,因而遁入空门去忏悔自己的“文字孽障”来求得解脱。由此得知,即使到了清代中期,女性的自主性较以前有所加强,社会上有了如陈文述、袁枚等广收女弟子、提携女性文学的开明人士,但在封建时代,女性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虽然她们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对自己的丈夫不无“天壤王郎”之叹,虽然她们写出“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质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吴藻《饮酒读骚图》)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她们处处受限于自己的性别,只能忍受“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吴藻《乔影》)的痛苦。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身负“才女”之名还要承受诸多卫道士“不守妇道”的指责,在这样内外夹攻的煎熬下,才女们也就只能藏身空门来寻求内心的平静和耳根的清净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粗略地统计一下,明清时期向佛的较有名的才女有方维仪、方维则、吴令仪、章有湘、陈香石、李因、刘淑、吴琪、徐灿、吴藻、陆蒨等人,学道的有王微、吴绡、周琼、顾太清、汪端等人,很明显,选择信佛的人占了多数,而即使是王微、吴绡、周琼、顾太清、汪端等人,也不是纯粹的向道,而是佛道兼信,同时她们学道往往是受到身边男子的影响,如顾太清的丈夫奕绘就热衷于学道。佛教与道教在中国的思想、宗教与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都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兼流,然而当决定遁入空门后,明清才女为什么选择了向佛而没有选择学道呢?这大概是因为明清时期“女冠类娼”的说法影响很大,当时的才女多是大家闺秀,或许是出于避嫌的目的,她们选择了在人们的观念中更加清净的佛门,与之相对的是,曾为广陵妓的王微做了女道士。另外,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对“人生无常,一切皆苦”的体认和“业报”说。才女们在现实中处处感受到身为女子的苦闷,而她们又往往经受着丈夫早逝、伉俪失和、身体多病等等的痛苦,这让她们相信自己的才华是一种“妨命”的罪过,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文业”,因而她们通过扫除文字、长斋礼佛的苦修方式来忏悔自己的“罪业”,让身心得到解脱。同时,与道教重视今世的逍遥不同,佛教往往引导信徒将希望寄托于来生,对于在今世完全看不到处境有改良的、希望。
  的才女来说,虚无缥缈的来生反而显得更加可以企及,佛教的典籍中有很多女子通过今生的修持而在来生变为男身的记载,这或许让今世注定是女儿身的才女看到了来世希望的曙光。当然,关于佛和道的选择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