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1期
百年一梦话共和
作者：陈铁健
清廷退位非一党一人之功
民国肇建，三位政治强人共襄其事。一是激进派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一是温和派君主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一是清朝权臣领袖新政改革派袁世凯。三人合力把清王朝送进坟墓，迎来民主共和的开端。三颗政治巨星之外，在民国政坛灿烂星空中，还有次一等却也相当耀眼的群星环绕拱峙，闪烁其间。诸如，孙中山的主要副手黄兴；国民党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学问家而热衷于非其所长的政治的章太炎；21岁的青年政论家戴季陶；懂得些许西方政治教条的多变文人章士钊；状元实业家、君宪派张謇；第一位反正的清朝大吏且为各方接纳的老练政治家程德全；被迫反正亲袁无能而集权的军人黎元洪；自恃首义功臣、八方树敌的张振武；同盟会赣督李烈钧；同盟会粤督胡汉民；梁启超门生、滇督蔡锷；同盟会沪督、掌控会党反遭其害的陈其美。此外，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第二任总理陆徵祥、第三任总理赵秉钧等，皆一时风云人物。他们各倡其言，各宣其声，各张其势，各肆其行，风动朝野。一边是，从临时约法到正式宪法，从参议院到正式国会，貌似政治革新。推进民主；一边是，从阳谋到阴谋，从明杀到暗杀，以至兵戎相见，雨血风腥，不满三年的共和政治起伏跌宕，其实浓缩了自那以后中国人民主之梦的升沉消长，虽无望却必争的悲情历程。朱宗震的《真假共和》，让我读出了这个历史的必然和所以然。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历史家告诉人们，把清王朝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是辛亥革命，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君主立宪派梁启超、“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此事不相干。其实，政治家的政治定性。历史家的历史结论，虽简括明晰，界限清楚，却往往与历史实际或实践进程大相径庭。诚如朱宗震所论：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的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场大戏。
大戏舞台上演的似乎是内阁更迭、政党组合、参院弹劾、争持驳辩，而内里各派人等却是运筹帷幄，机心毕露。只有孙中山堪称豪放大度的政治家。孙中山本来认为，推进革命，实现民主宪政，应该由革命党来完成。可是出乎意料，黄兴指挥的以城市游民为主的武汉革命军竟是一群乌合之众。夜袭汉口的部队，竟然打起灯笼；稍一受挫，即狂奔逃跑。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运用和战两手，操控政局。形势的发展，居然由不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的反正，而实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国的理想。革命党人既然在革命时期无法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对抗，而由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他们又能凭什么力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孙中山显然明了于此，既然一时不能制袁，把政权让给他，那就只有让袁维持一个比清王朝好一点的“小康”局面。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政治稳定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国家经济好转，革命党人再来执政，进而实现共和理想政治。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梁启超、袁世凯谋制孙中山
这时的梁启超，又作何打算呢?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与袁世凯结仇。流亡日本，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后因政见分歧与孙反目，提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反清。他在日本努力介绍西方学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和步骤；提倡国民自由，去除奴隶思想；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主张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参与国际竞争；主张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比肩。梁启超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即以好的、善良的、专断的方式运用权力)，实行君主立宪。1903年后，身居海外的梁启超与国内的张謇联手发起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清朝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呈请慈禧太后实行两院制，司法独立，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殊不知，五大臣考察报告的枪手就是梁启超。
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西学盛行之时，沿袭“大化改新”以来向中国学习的旧例，学西方、懂西文的日本人把西书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只要拿来照抄，略改几字，便可介绍给中国人。略知西学一二的梁启超，在四亿人口泱泱大国属凤毛麟角，可见当时中国现代人才是何等稀少。这里，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先贤有云，十月革命(今称十月政变)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由俄国传入，而是以日本为中介，通过翻译介绍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写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这种二传手法得以传人的，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渠满而溢的结果。经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始作俑者是《晨报》驻日记者、李大钊的朋友陈溥贤。李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在资料和解释上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评判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几乎完全承袭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而这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这一论断，当符合历史实际。
梁启超在武昌首义爆发后，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与袁世凯的往日恩怨，决心与袁合作，为袁出谋划策。南北和议即将告成时，梁接受共和，进行组党活动，成为其中灵魂人物。1912年2月23日梁给袁信中，详述今后国家政治规划，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组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全力对付反袁的激进派，实行开明专制，使共和仅成躯壳。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