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1期
铁路的出现和风景的发现
作者：钱振文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和空间形式，铁路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重大转折，人类第一次告别了依靠人力和畜力的交通方式，铁路带来的高度流动性严重冲击了传统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形式，室外旅行和视觉文化开始取代原来的室内生活和文字阅读文化。美国的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的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乡村和住宅的封闭空间开始让位于旅游，让位于速度和刺激(由铁路产生的)，让位于散步场所、海滨与广场的快乐，以及在雷诺阿、马奈、修拉和其他印象主义画家作品中出色地描绘过的日常生活类似经验。”(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56页)与此同时，铁路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源头之一。在这个新的时代“人类旅行的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徒步和骑牲畜的速度。他们获得了景物变换摇移的感觉，以及从未经验过的连续不断的形象，万物倏忽而过的迷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94页)
铁路以及由它带来的流动性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变化就是所谓“风景的发现”：一方面，铁路消灭了传统的空间形式和时间感，带来景观的不连续性和间断性。公路与它周围的环境是亲和的，使用慢速的劳动密集的原始交通方式比如马车在公路上旅行的人与周围的环境也是亲和的，他可以一边行走一边慢慢“品味”公路两边的风景，也可以在疲劳的时候随时停下来。但是，铁路不同，它几乎是摧毁了两点之间的空间——旅行空间，铁路只知道出发点和终点站。一个法国作家在1840年就说：“它们(铁路)只服务于出发点、中间站和终点站，而这些点之间大多数距离遥远，铁路对于它经过的两点之间的地方毫无用处，同时，铁路也蔑视这些它们穿越的地方。”
铁路这种忽略两点之间空间的性格创造了新的旅游概念，旅行不再是跋山涉水、一路艰险、奇遇不断的一个过程，而是像到超市买东西一样简单的一种行为，买到什么东西是惟一的目的，而怎么去买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巴黎人在严寒的冬季跑到南方去只是为了能够看到蓝色的天空和大海。马拉美在他的一本散文集中写到，在1874年的冬天，那些“平静的、只关心自己的人们，对旅途中的风景毫不在意，离开巴黎到天空晴朗的地方，是他们惟一的心愿”。(“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by Wolfgang Schivel—busch)
另一方面，铁路也开辟了新的空间，原来偏远的地方变得容易接近，大大扩大了人们的运动范围和速度，许多景点，就像铁路的“副产品”一样被开发出来。虽然铁路不能把偏僻的风景物理地搬到一个地方，比如巴黎，但是，它的速度和舒适使人觉得这些地方好像就在巴黎的门槛之外，那些通过火车能够从巴黎到达的地方，借助火车向巴黎人“实现”了自我，因而这些地方看起来好像是铁路的产物或附属物。马拉美说：“像布列塔尼一样。诺曼底是西部铁路线的一部分。”(“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byWolfgang Schivelbusch)
铁路和现代文学共同开发中国现代旅游业
中国的铁路产生在19世纪晚期，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1887)的修建比西方铁路的出现晚了几十年，主要的铁路线大都建设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旅游业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差不多也是在这同一个时期。作为社会形式重大转折的铁路的出现不可能不对文化、文学形式产生影响，虽然在社会对铁路的态度与文学对铁路的态度之间可能有较大的错位甚至鸿沟，但其中的某种关联是必然的。
从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国内各铁路建成后，开发沿线风景是增加火车客源和收入的一项主要考虑，因此，在各铁路线的设计建设过程中，就注意同时考察、设计沿线的旅游资源。如我看过的石太铁路的设计图就清楚地标明了“设计了”沿线的风景资源如娘子关等，这证实了上边说过的在铁路产生之后，许多风景是铁路的“副产品”的说法。另外，在铁路的运行过程中，经营者也非常重视沿线旅游业的开发，实际上，中国现代旅游业的产生就是和铁路的产生密切相关的。一个很通常的现象是，在19世纪，每一本由德国人本底科尔(Baedeker)出版的旅行指南都向每一条旅行线推荐相应的火车站。从资料可以看出，当年，中国各铁路线也都出版了沿线旅行指南，在我看过的《北京史地风物书录》“游览指南”部分中的51本书中有12本是由铁路部门编辑出版的，如《京奉旅行指南》、《平绥铁路袖珍旅行指南》、《道清铁路旅行指南》、《京汉旅行指南》、《胶济铁路旅行指南》等等。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中国旅游业和铁路运营业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合二为一的，如出售京沪火车票的地方就是中国旅行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旅行社在当年的功能。巴金的《三等车中》就有这样的文字：“在一个黄昏里到北站送了卫夫妇上车回来，我同梅走着到中国旅行社去的马路。我们两个都不熟悉上海的街道，当时并没有决定这个晚上就走，也没有就到中国旅行社去买车票。”
有人说中产阶级的产生是与铁路的产生有密切联系的，那么，作为典型中产阶级的中国现代作家也大大受惠于铁路。由于铁路的修建，使得他们可以方便地南下北上，到处旅游，从而产生了现代旅游文学的勃兴。郁达夫在他的《(屐痕处处)自序》中说：“今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作家——最近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作家钱歌川在他的北京游记专集《北平夜话》中说：“平、沪联运通车开始，由开港地的上海到古都北平却只消得两天的工夫。由于这种恩惠而沟通了古今，即我们这些靠精力与时间卖钱，固着在一个地方，不能自由行动的薪俸生活者，也得高谈游历，由南而北的旅行起来。”
为了开发这些沿线的旅游资源，各铁路局经常组织知名作家进行沿线考察，通过这些作家的“书写”活动，进一步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如冰心、郁达夫等作家都曾参加过这样的考察活动，之后写有由铁路部门出资出版的考察记。冰心在1934年沿平绥线的旅行、在旅行结束后写的《平绥沿线考察记·序》中写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组织了一个‘平绥沿线旅行团’。团员有文国鼐女士(Miss AuAgusta Wag—ner)，雷洁琼女士，顾颉刚先生，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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