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随笔与散札

作者:潘小松




  希罗达和博客模板
  
  新旧文人都喜欢拿节日做文章。元宵节的鞭炮声渐逝,突然想起这样的题目:希罗达和人血白蛋白与医学伦理学及元宵节的关系。细心且有经验的读者一定不会以为我在戏仿或者揶揄什么。其实,这个题目很有社会批评的成分,只是我这一代读书人缺少社会批评的武器和勇气。近读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发现连那一代读书人的理想主义都是我们缺少的。书要是只读成了工具,倒是直接看专业书的好。半夜醒来想写点什么,脑子蒙胧得像博客的模板。兴许是近日被博客的绚烂版式迷惑过头了。我是看了一些所谓“新新人类”在博客上进行的精神宣泄,感觉其内容没有他们在博客上设计的版式那样经心精美。结论是:点击率不代表阅读率。我自己试写几则,觉得长此以往文章容易草率,对文字都难负起责任,更何况思想。作品太容易发表大概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就像作品太难发表一样。容易发表的博客文字缺少规范,难发表的传统媒体的文字则太被强调规范。两者都妨碍文章和艺术。博客容易发表,我便以为自己具有翻译惠特曼《草叶集》的能力。匆匆忙忙把《我自己的歌》的译文挂了上去,转身去阅读前辈们的译文,发现不是他们增加了内容,就是我“贪污”了原文。或者是我用的本子不好?或者是前辈们用的本子里面有多出来的话?此举起码让我明白文学阅读若不以原文进行,损失的肯定不是两种译文的译者。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另一本书的阅读上。学英国文学的人知道维多利亚时期有个名叫里德的,擅长写剧本,也留下一本好小说(THE CLOISTER ANDTHE HEARTH)。问题来了。原文非常具意象的标题《修道院与壁炉》,中文里则隐喻不显。行世的本子干脆用“忠诚与家庭”这样的字眼。无论怎样,读者都要感谢翻译出版这本小说的人,因为他们至少有选书的眼光。同时代的英国诗人斯温朋说,里德的小说在戏剧表现的灵巧上高于司各特,只是叙述逊于大仲马。斯温朋的评论文字是典型的诗人艺术家评论,视角落笔都不入窠臼。这样的文字像《草叶集》1855年版的前言般难翻译。惠特曼的前言写得像在美洲大地上奔跑的一群野马,高兴处是不管什么语法的。文学研究依附文化研究,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是因为对这种文字缺少体悟。
  
  共时阅读
  
  写《新科学》的维科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乔伊斯因此安排他自己的书《芬尼根守灵》无始无终。在他看来,生活和人的意识一样本身就没有秩序可循。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晨起以后的意识思维活动完全录音式纪录下来,就可以证明《尤利西斯》组织痕迹太明显,不够意识流。人类是因为需要应付各种社会关系才安排组织和秩序的。人的文艺欣赏或者审美习惯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屈从于秩序的,反正秩序主宰人的审美活动很长时间了。表现在阅读评论方面,连胡适这样的大老竟会因为“没有PLOT”而否定《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他虽然写了“考证”,却并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好小说。王元化先生认为,囿于“有没有PLOT”这样的小说审美趣味,当然觉不出《红楼梦》的妙处。
  上面的这点体会并不是秩序式的阅读带给我的。相反,我之所以今天有写文章的灵感,是因为进行了极没有秩序的阅读。在我这个年龄,时间、兴趣和体力都不允许正襟危坐的阅读了。阅读的内容跟饭碗的内容接近,已经很对得起职业的良心了。毕竟,年近半百的人真正对一个领域的阅读兴趣是有限的。绝大多数作者不是天才,耐琢磨的著作也不多。凭心而论,著作家们在前言后记里面感谢师友家属的文字倒是很真切感人,而所谓用去许多心力的专著,并不常显思想的高明。一个著作的人不能因为自己身心的辛苦而要求读者认可他的书。你得承认,在一个不需要宣传鼓动的时代,读者在很大意义上是消费者,而且是很挑剔的消费者。生命有限,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需要同情的作者身上。如此,共时阅读就是很好的读书手段。我们大不必从头到尾去阅读一本自己认为价值不大的书。我们甚至可以放肆地只一瞥某个自己喜欢的段落,哪怕这个段落还是作者援引另一个比较高明的作者的话。作者的心力至少在一个方面可能得到补偿,假如他援引的东西可靠的话——读者至少可以一瞥自己未曾涉猎的材料。假如一个作者有“我缺少原创思想”的自知之明,他至少可以告诉读者自己想陈述的内容上哪里去找更简便。我以为,没有思想的作者做到这一点就算有职业良心了。我们不能要求职业的书生都有大师的水平。
  
  无题
  
  一直在想如何能摆脱进行中的阅读来写一点读书的体会,结果发现殊非易事。因为,长久以来文思依赖的是信息。没有了信息或者材料,文章竟然无从写起。是没有想法吗?想法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碎片式的想法而已。文章按现在人的理解又不能只以语录的方式来体现。架构一篇文章有时候比产生一些想法要难一些。因为文章的架构是读者或者编者对作者的要求,一个写作的人免不了写文章的时候进行文字架构工作。我在努力把思想(而不是信息)变成文章的时候,发现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火花比男女碰撞的火花还不容易得。文章总还是要写的,否则没有理由从社会的机构里领取薪水。还得去找材料。我找材料最简单的方法是去书店购买新出版的书籍。虽然自己书房里的旧书穷我一生也读不完,并且十有八九还是经典著作。然而,色诺芬并不能满足饭碗对我的要求。职业读书需要你做的不是甄别经典的工作。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是可以把我这样的人写进翻译史,但不容你过多花时间去思考怎样才算合格的翻译家的问题。社会史的理念包罗万象,专业领域的通史就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囊括。今后的文学史编纂恐怕也难逃这种思路。既然人类的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文学史为什么只能是大师们的历史呢?!这不是我的逻辑,目下“史”的风气就是这样。
  
  未刊稿
  
  在书堆里找到一摞文稿,是几年前有机会而未曾结的集子《西书谈片》。几年前的东西已经恍如隔世了。在《西书谈片》里发现一篇未刊的手稿,写在500字一页的稿纸上的。突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在稿纸上写东西了。看着蓝黑墨水写成的文稿,感觉亲切又陌生。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再有用笔写稿子的机会。往电脑里输入这篇东西时,我知道有些文字并不过时,差堪欣慰的大概也就这一点了,否则委实没有理由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上面这段话写就又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是连为什么会有未刊稿都不记得了。好在下面这段编译的文字还有些资讯的价值。
  克里斯托弗·巴恩斯(ChristopherBarnes)为帕斯捷尔纳克立的传十多年前就出版了第一卷,当时写到1928年,那是斯大林主政的初期。剑桥大学1999年出版的第二卷写1928年到1960年帕氏的生活。尽管有“凤凰的再生”之说,这一卷仍是《日瓦戈医生》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