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一部正德历史的活剧
作者：陈梧桐
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60.00元
明清史学家韦庆远先生，对近年来某些歪曲、篡改、戏说历史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大行其道深感不满和忧虑，认为那不仅惑乱视听，误人子弟，而且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起着长久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主张史学家在潜心研究、撰写学术专著的同时，也不妨写些雅俗共赏的读物，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韦先生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躬行实践，10年之前，在完成了学术专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的写作之后，即以明代中期著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为题材，着手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经过长达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80岁的高龄，为读者奉献出一部长达8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
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历史小说?虽然文学界和史学界对此长期争论不休，但对于历史小说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这一点意见一致。既然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就有个历史真实性问题，所写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与历史记载出入太大甚至大相径庭。
《正德风云》的创作是严格遵循这个原则的。在动手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韦先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已达50年之久，出版过二十多部学术专著，对明代史事可谓了然于胸。但在小说开笔之前，他仍下了很大功夫，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发掘有关资料，并进行细致的考证，尽可能弄清正德一朝诸多史事的来龙去脉，解开了许多前人未曾破解的谜团。例如，明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南巡途中曾发布一道禁猪令。此事《明实录》略而未载，以往学者依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毛奇龄《明武宗外纪》的记载，认为它是发布于十二月下旬从扬州到南京的途中。韦先生从谈迁《国榷》卷51查到正德十四年九月壬辰日的记载：“上宴保定之郡堂……又禁民间畜猪，以国姓同。”从而断定禁猪令是发布于南巡途径保定的九月初一日。在广泛发掘、认真考订的基础上，韦先生对小说描写的近百个历史人物分别建立了档案，详列其生平事迹。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认真、细致、扎实，小说中铺叙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涉及的人物、起讫的时间和地点，都于史有据。
当然，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不能停留于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通俗敷陈，需要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刻画、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把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有些作家认为，如果历史小说对主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描写都拘泥于既有的史实，势必束缚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写不出精彩作品来的。其实不然。历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残缺不全，甚至是断线的，这就为人们提供了驰骋想象力、进行艺术再创作的广阔天地。你要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画，再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就需要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和创作，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关键是这种想象和虚构必须合理，不能脱离和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具有可信度。这样的想象和虚构，并不违背历史真实，而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更为深广的反映。
韦先生的《正德风云》，就是遵循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精心结撰而成的。全书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巧妙编织故事情节，营建环境氛围，强化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例如“八虎”之一的罗祥，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史书对他的生平事迹却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作者依据史籍有关明武宗“好逸乐”，刘瑾等“八虎”投其所好，诱导他嬉游取乐，博取信任，专宠窃权的记载，编织了罗祥出身没落地主家庭，八岁卖身妓院充当“龟奴”，后因杀人而自行阉割，进入皇宫随侍明武宗，诱导他溜出宫门到勾栏瓦肆寻欢作乐，到青楼妓院寻花问柳的故事情节。又如，朝廷百官因匿名文书被罚跪承天门的情景、大学士刘健回乡面对的人情冷暖、蒋钦入狱死于杖下的黑幕、刘瑾被凌迟处死的场面、王守仁被贬斥龙场驿的遭遇等等场景，绘声绘色，都有不少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是作者的艺术创作，又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令人信服的。也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艺术再创作，使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使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这部长篇小说才成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
一部正德历史活剧
韦先生为他的这部历史小说取名为《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表明其旨趣在于借明武宗的放荡生涯，来反映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
明武宗是明朝第十代君主，他在位时间仅十六年，却是明中期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的父亲明孝宗虽有“中兴令主”之誉，在位期间尚能勤于理政，恭俭自持，亲贤远佞，恤贫救灾，但对外戚的作恶、太监的揽权却持姑息态度，在中外义安的表象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明孝宗死后，朝野上下都亟盼明武宗继位后能“自正其德”，清除积弊，施行新政，实现真正的中兴。然而这个年刚14岁的新天子，自幼被明孝宗溺爱，被刘瑾等“八虎”包围和教唆，养成了好逸乐和尚勇武的性格。他一上台，就将传统的纲常名教、祖宗法度全抛诸脑后，宠幸宦官，斥逐忠良，构筑豹房，并从乾清官搬进豹房，整日在那里寻欢作乐，根本不理政事，导致刘瑾专权，厂卫横行。为了满足自己挥霍浪费的需要，他甚至不惜削减军费，大增皇店，广开皇盐。正直的高层官僚群起谏诤，中下层官僚和士子也奋起抨击，广大农民更是揭竿而起，安化王朱宾鐇也乘机在宁夏起兵反叛朝廷。刘瑾伏诛不久，明武宗又宠信悻臣钱宁和边帅江彬，不顾正直臣僚的劝谏，大兴土木，扩建豹房，并在江彬的引诱之下，多次北上巡游，寻美猎艳，甚至自加“镇国公”、“威武大将军”等名号，亲自领兵与鞑靼作战，以满足自己扬威边塞的虚荣心理。后又借征讨江西宁王朱宸濠叛军之名，南下巡游扬州、南京，一路追欢纵欲，扰民伤财。长期的过度纵欲，终于耗尽他的元气，南巡归来不久，就病死于豹房。临死前一天，他对司礼监太监说：“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是的，正是由于明武宗的胡作非为，导致朝纲紊乱，乱象丛生，明王朝的统治才会如此急速地走向衰落，呈现出一派大厦倾危的败象。
韦先生利用丰富生动的历史素材，精心剪裁，以明武宗的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而展开的正邪两派势力的剧烈斗争为主线，辅以农民起义、藩王叛乱等副线，将笔触由京城延伸到宣府、太原、大同、宁夏、临清、泌阳、龙场驿、大藤峡、南昌、扬州、南京、杭州等地，从宫廷深入到市井的勾栏瓦肆，僻远的乡野村社。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从皇亲国戚、宦官太监、厂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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