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不可不知的史学百年著作
作者：马宝珠
马宝珠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40.00元
说到史学名著，自应有其特殊的学术含义，即突出地反映某一史学思潮、彰显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者。20世纪的史学思潮大体经历了“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时人亦称为“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及其发展、新时期史学的恢复和兴盛等过程。《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一书所收入的已故史学家的百种著作，大致可以反映这一发展脉络。
编辑这本书，对我来说，实为一个学习过程。一次次阅读书稿，都会激起我追随这些名著的作者重温这百年史学的热情。
百年史学名著概述
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史学园地吹进了新风。他以进化论思想审视古代史学，倡导“史界革命”，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命题，从而推动中国史学加快走向近代的步伐。此后，梁启超又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发展了他在《新史学》时形成的观点，构建了其史学理论体系。他明确主张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促进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他认为理想的史著，必须再现昔日人类活动的“体相”，且能显示出历史演进之因果关系，最终为国民生活提供借鉴。
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相呼应的有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柄松等人。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式通史”(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它以编、章、节的形式撰写，书中的“注”交代了引用材料的来源，这种“章节体”成为20世纪史家编纂史书的主要体裁。夏曾佑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学说解释社会发展。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他把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观点，贯穿到史书的编写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史学”思潮不断涌动的形势下，新历史考证学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标志当是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面世。这部书反映了王国维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考证明。王国维这一新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也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因此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他在汉晋木简和敦煌写卷的研究上也都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也以其独具的释字、通读、治史互相推动的学术特色成为甲骨文研究的佳作。罗振玉认为，研究甲骨文“由许书(《说文》)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甲骨文)，穷其番变，渐得指归”，进而“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殷墟书契考释》自序)。这部书在文字既明的基础上，通读卜辞并从卜辞内容中考求古代的制度和历史，开启了破译古代历史途径的方法，从而推动甲骨学“识文字、断句读”草创时期的完成。
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寅恪和陈垣。隋唐是中国古代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但对其制度的渊源流变以前尚未有专门的历史著作予以阐释。陈寅恪结合历史文献和新出文献中有关隋唐制度的记载，“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撰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认为，北魏和北齐是隋唐制度的重要一源。此外，特殊的地域关系，保存了中原文化的连续性，并最终得以辗转相传，成为隋唐统一文化的重要因子。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是以诗文证史的开创性著作，表现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同样给史学界以极大的启迪。
陈垣在宗教史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方面的建树，于历史研究极有补益。在《史讳举例》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避讳的历史及其影响，归纳出古代避讳的的四种方法：改字、空字、缺笔和改音，揭示了古代避讳的复杂性，并爬梳各类典籍，将每朝帝号、名讳以及避讳事例一一详列。这部著作对于现今人们了解历史、阅读历史典籍、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开创性著作。在断代史、专门史方面均有反映。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但它的影响超出了一个学科的范围，尤其是在方法论上以其证明、分析、系统的特点受到学界的认可，为中国近代学术提供了典范。该书主张摈弃一切不足信的古代传说和附会的材料(实际启示了后来的疑古思潮)，而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先秦诸子各学派，打破儒学一尊的传统，表现出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在四个方面显示其学术价值：第一，对文化史作了精辟的概括，以致后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多数是在他的基础上的拓展。第二，提出文化史的主要问题，即“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独造之真迹”。第三，体例方面的贡献，引用资料均注明原版出处，为近代学术研究在体例方面建立了新规范。第四，“不惟纪述前事而已。有时纠正前人错误，指出后人的臆断，折中至当，以成定论”。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这一时期朝代史的杰作。作者集学术界各家之长，独树一帜，自取“通史”之义，采用章节体形式，大者为篇，中者为章，小者为目，编次严谨，首次将清朝的历史进程表现为系统的文字记述的历史，阐述全面、取材宏富，而且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使该书独具特色。
一个学科的进步离不开时代的推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史学家，继承前期新史学精神，逐渐形成了“疑古”学派。他们疑古辨伪，提出新说。1922年，顾颉刚在整理《诗》、《书》、《论语》中的有关古史传说并加以比较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由此，他在《古史辨》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是一个反背”。这一重要学术见解，对传统史观形成巨大的冲击，对中国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建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还是在重大问题探索的深度、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力图以唯物史观作出新的阐释。
李大钊是第一位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1924年，他的《史学要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指导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他认为，研究历史应该研究人类生活的历史。历史有其客观规律，要寻求这个规律，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