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不能贬低黎锦晖在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
作者：吴 剑
一部中国流行音乐史出现两个“鼻祖”
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当时称“时代曲”或“摩登歌曲”)《毛毛雨》，把“流行歌曲”这一体裁引入近现代中国的乐坛，从此，中国乐坛进入了流行音乐的新时代。《毛毛雨》是划时代的，黎锦晖的贡献也是划时代的。《毛毛雨》和同时问世的《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卖花词》、《桃李争春》、《落花流水》、《文明结婚》、《春朝曲》等中国第一批时代曲，奠定了黎锦晖中国流行歌曲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9年，黎锦晖在新加坡创作了百首“家庭爱情歌曲”，分批寄回上海。这些歌曲之书被书商一版再版，风靡了上海滩。从1927-1936年，黎锦晖创作的时代曲，火爆走红，民营广播电台从早到晚播放黎锦晖的歌曲，播音歌星作为一种行当应运而生。1934年，上海《大晚报》独家举办了中国首届“三大播音歌星竞选”的活动。参赛的歌星演唱的歌，95％以上是黎锦晖的作品，他的歌是当选为“三大歌星”的白虹、周璇和汪曼傑的成名曲。1934-1935年，被称为中国流行歌坛的“中兴时期”和“黄金时代”。黎锦晖既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创始人，也是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钢到处宣传他的父亲陈歌辛，由于当年流行歌坛著名作曲家的后人们保持低调，对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宣传少，致使不了解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人说“陈氏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界中的杰出之辈，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的先导和鼻祖。”(陈钢在《玫瑰、玫瑰我爱你——歌仙陈歌辛之歌》一书第42页引用这段话时津津乐道。此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部中国流行音乐史出现了两个“鼻祖”，只能一个是真、一个是假：黎锦晖的鼻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能篡改。
“名典”怎样贬低黎锦晖
陈钢贬低黎锦晖始于他不承认1927年是中国流行歌曲历史起始的时间，他把1898～1949年作为中国流行歌曲诞生的年代。如此，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就没有了黎锦晖，没有了《毛毛雨》。中国流行歌曲的创始人、奠基人和鼻祖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这把交椅该由谁来坐?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了解中国流行音乐历史的人先后离世，将来写进中国流行音乐史的“鼻祖”，真不知道会是谁了。
“名典”共收入七首黎锦晖的歌曲，其中《毛毛雨》、《桃花江》和《特别快车》是时代曲；《老虎叫门》、《可怜的秋香》、《寒衣曲》是儿童歌舞表演曲(《老虎叫门》后成为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的插曲，《可怜的秋香》1927年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拍成电影，成为电影歌曲)；《王芳斋》是成人歌舞剧《野玫瑰》(“名典”说成《花生米》，是错误的)的插曲。编者在黎锦晖诸多时代曲中，只选了三首，对黎锦晖的贬低表现得十分明显。对黎锦晖1927-1936年统领中国流行歌坛一个时代所创造的辉煌视而不见，并说黎锦晖的“艺术生命颇为短暂”(“名典”2002年版第402页)，在不到600字的黎锦晖小传中也出现多处差错——
1 《特别快车》是黎锦晖1929年在新加坡创作的百首“家庭爱情歌曲”中的第十一首，第一批寄回上海，同年5月由上海心弦会出版，统称“家庭爱情歌曲25种”。“名典”把这首歌当成“儿童表演歌曲”是不对的。
2 《总理纪念歌》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黎锦晖创作的，问世的时间不是1927年。1927年是在《小朋友》277期发表的时间。
3 《妹妹我爱你》是黎锦晖1927年和《毛毛雨》同时推出的中国第一批时代曲。1928年1月即由“百代”灌录了唱片，1929年作为黎锦晖“家庭爱情歌曲25种”之一，由上海心弦会出版。不是1929年在新加坡创作的。
4 《小小茉莉》是黎锦晖1933年出版的《芸窗歌选》(新歌第十辑)所收歌曲之一，不是1929年在新加坡创作的“百首家庭爱情歌曲”。
陈钢对黎锦晖的基本态度和评价是：“其大半辈子都为平民音乐奋斗，开创了中国儿童歌舞表演唱之先河，并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为此，有人称其为流行歌曲的鼻祖。”(“名典”2007年版第471页)
陈钢的态度至此已一目了然，“有人称其为流行歌曲的鼻祖”，他本人是持保留态度、不予认同的。
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态度，降低了“名典”自身的历史价值，贬低别人最终是贬低了自己。
海派文化和黎派音乐
在“名典”一书中，“海派文化”是使用次数很多的一个词组，但作者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什么是“海派文化”。
“海派”一词，最原始的涵义是指上海一派京剧演员的表演风格，后来发展延伸到泛指上海的文学、戏剧、电影……所有的艺术形式和人文景观，都称之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通常是指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形成的市民文化，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化。
在当年的上海滩，何时开始有“海派”、“海派文化”的说法流传，似已无从考证。在“百代”等唱片公司为上海的京剧演员开始灌录唱片时，应该就有了“海派”一词。在此基础上演变成“海派文化”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像一曲《毛毛雨》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样，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可肯定的是，“海派流行歌曲”的源头就是黎锦晖的时代曲，是“黎派音乐”。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自成体系、自成“流派”的唯一一位作曲家。陈钢不承认黎锦晖“中国流行音乐鼻祖”的历史地位，从不使用“黎派音乐”一词，总是用“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分支”的语言来表述他的观点。在他为陈歌辛撰写的小传中，他用了长长一段文字来说明陈歌辛和“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分支”的关系，也对这一“分支”的诞生作了注释。他说：“陈歌辛在20世纪40年代所创作的大量歌曲，是上海流行音乐成熟期，亦即西方文明与吴越文化相结合而诞生的上海城市文化——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分支的典范。”(“名典”2007年版第203页)
仔细分析，方可弄清陈钢这段话的几层意思：
其一，20世纪40年代是上海流行音乐的成熟期，这一成熟期的标志是西方文明与吴越文化相结合而诞生的“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的分支”。
其二，“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的分支”即上海城市文化。
其三，20世纪40年代，陈歌辛创作的大量歌曲使上海的流行音乐走向成熟，使“海派文化中流行音乐的分支”因他的歌而辉煌。
陈钢的基本观点，就是赞美20世纪40年代，把20世纪40年代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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