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考证例话
作者：朱 正
下面这篇《新发现的两件有关鲁迅的史料》(作者凌月麟、乐融)刊载在2007年11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报》第6版上。所说的两件资料，一件是汤尔和致蔡元培、王亮畴的电报，另一件是马裕藻致蔡元培的书信。现在只讨论第一件。原文如下：
汤尔和致蔡元培、王亮畴电报
汤尔和致蔡元培、王亮畴电报，系用中国电报局信笺，发报局为“MOUK-DEN”(即奉天，今沈阳)，右上角印“本局号数4867”。发出时间为“28/12307”(即1月28日，23点零7分)，发至NANKING(即南京)，从汤尔和当年的行迹来看，这份电报年份应为1929年。蔡元培在电报笺上用毛笔书：“汤尔和来电廿九午到”。电报笺上有横排电报数字符号和还原文字，全文为：
蔡孑民先生、王院长亮畴兄钧鉴：
报载鲁迅圣嫌疑被逮，刑讯无供。此人持论虽涉偏宕，然为近代小说名家，不可太得，且究系文人，别无能力。政治日上正规，不宜再有文字大狱，使迂儒悲恸。诸公系国重望，想有同心。可否代为营救，宥其十死。盼复。尔和勘。
现我们所见的汤尔和这份电报，可谓迄今发现的，鲁迅在上海被捕谣言的最早佐证。
这份电报原件上载有收发报时间，原电在奉天(今沈阳)发出的时间为28日20时，南京电报局的收到时间是1月28日23时07分，都没有载明年份。文章作者认为，“从汤尔和当年的行迹来看，这份电报应为1929年。”我认为不是1929年而是1931年，于是写了一封短信寄去。这封信登在2007年12月13日《社会科学报》上：
回应
贵报2007年11月15日刊出的《新发现的两件有关鲁迅的史料》一文，断定汤尔和致蔡孑民、王亮畴的“这份电报年份应为1929年”，显与事实不符。在1929年，那时并未发生过“报载鲁迅被捕”的事。这份电报其实是1931年1月28日拍发的。不久前的1月17日柔石等人被捕，20日上海《社会日报》即以《惊人的重要新闻》为题散布鲁迅被捕的谣言。21日天津《大公报》又以《鲁迅在沪被捕，现拘押捕房》为题传布这一谣言。汤尔和的这个电报，当是他看到了报纸所刊登的谣言之后拍发的，他和鲁迅并无深交，而且晚年附逆，其人不足道，只是他打电报请蔡、王出面营救鲁迅，这事还是可取的。
再说，文中所引电文似亦有错字，如“报载鲁迅圣嫌疑被逮”，这“圣”字或系“因”字之误。如将原件扫描刊出，就好辨认了。又，原电对收件人称字而不称名，是表示礼貌。贵报发表，将蔡孑民改为蔡元培了，可是为什么不将王亮畴同样改为王宠惠呢?
(朱正)
我这“回应”写得很简短。我认为，只需要写这么多就足够解决这个问题了。汤尔和电报一开头就说：“报载鲁迅……被逮”，要确定这个电报的年份，只要查明在哪一年的1月28日以前不久发生了“报载鲁迅……被逮”的事就行了。我这短信里，破了一个旧说，指出这篇文章说的1929年是与事实不符的，理由就是在1929年1月28日以前，并无“报载鲁迅被逮”的事情。在现出各种详尽的《鲁迅年谱》《传记》中都无此种记载，在鲁迅本人当时所写的日记、书信以及事后写的文章、回忆中，都找不到丝毫痕迹。因此，我就立了一个新说，指出这是1931年的事。1月17日柔石被捕之后，鲁迅致亲友的信函里，不只一次提到报载他被逮的事，足为旁证。例如，1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说：
昨乔峰言见店友，知小报记者的创作，几已为在沪友人所信，北平且有电来问，盖通信社亦已电传全国矣。其实此乃一部分人所作之小说，愿我如此，以自快慰，用泄其不欲我“所作之《呐喊》，销行至六七万本”之恨者耳。然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寓里了。
《鲁迅全集》有注。“小报记者的创作”注云：“柔石等被捕后，上海《社会日报》于1931年1月20日登载了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一文，造谣称‘鲁迅被捕’。下文提到的‘所作之《呐喊》，销行至六七万本’等语，即见于该文。”
又如2月2日鲁迅致韦素园的信，信中说：
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言，至于广播北方，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
《鲁迅全集》在“广播北方”处设注：“指1931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曾刊登《鲁迅在沪被捕，现拘押捕房》的消息。”这条注释在文字上稍有不够讲究之处，如果说“曾以《……》为题刊登了这一谣言”，似较好。
这一谣言经通信社通电全国，沈阳的报纸是不是刊登了呢?待查。即使没有刊登，在沈阳的汤尔和在1月28日给蔡元培王宠惠发电报之前，也完全来得及看到上海(20日)、天津(21日)的报纸了。他在电报开头说的“报载……”，就是指报纸上登的这些东西。
我原来以为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那几句简短的“回应”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谁知道并没有。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上海鲁迅研究》2008年春季号上，第一篇文章就是《新发现的两件有关鲁迅的史料》，我看了文末的附记才知道，《社会科学报》所载的那1200字是从这篇9000字的长文中摘录出来的。附记中说作者已经看到了我那篇简短的“回应”，可是并不接受我的说法，在这篇经过修订发表的全文里，在论点上并无改变，依然坚持1929年说。报上的摘要只举出了“从汤尔和当年的行迹来看”这一条理由，这次发表的全文则举了四条理由。现在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四条理由对于证明作者预设的结论，是毫无用处的。为了使读者明了这不是做考证的方法，且把这四条理由逐一作个简要的分析。
第一个理由，是“从国内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文章引了电文里的“政治日上正规，不宜再有文字大狱”一语，并在引文前加上“全国”二字，表明两位作者懂得了电文所说的是全国的政治形势。可是这段文章里说的，主要是张学良如何“真正控制了东北局势”，这就完全文不对题了。请问：张学良在1月10日处决杨宇霆、常荫槐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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