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自杀问题的中国解决之道
作者：吴 飞 雷 天
吴飞先生近几年一直关注自杀背后的文化、社会、政治含义，已经出版《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三联2007年1月版。36.00元)《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14.00元)，即将出版《浮生取义：华北某县的自杀研究》。
雷天：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自杀问题的，当时基于什么原因?
吴飞：1999年底和2000年初，我在美国做自杀研究，第一次回国做研究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时费力鹏大夫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其实在费力鹏的结果发表之前，国内国外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只不过确切数据、具体原因、如何解释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严重性，着手研究之后，才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解释的方式。
雷天：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是国内最早讨论诗人自杀问题的书籍，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吴飞：当然。刘小枫先生是我的老师之一，应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之一，不过我们研究自杀问题的出发点确实不一样，他主要研究诗人的自杀问题。
雷天：《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主要谈的是农村的自杀现象。请问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行为在整个自杀率中占据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吴飞：我先说说费力鹏先生。他是加拿大人，和白求恩一样，二十年前来到中国，做关于中国自杀问题、精神疾病的研究，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和谈到自杀问题的人，但进行这么深入的研究，把它变成最关注的问题，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对费力鹏教授是非常尊敬的，但有很多地方我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2002年以前，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有一个关于自杀的统计，是非常低的。费力鹏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以前的统计方法有问题，再有就是它覆盖的人群不够有代表性。所以他对研究方法、统计方式做了大规模的调整，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很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统计覆盖更多的农村人口，他认为在十万分之二十三到十万分之三十之间。大家比较接受他说的最低数字，十万个人里面有二十三个人自杀。即便如此，这也是非常高的数字。相对来说，自杀现象更多地出现在农村，农村的自杀率可能会是城市的两三倍。还有，女性比男性高一些。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保留。因为某些原因，国内国外的研究者都会强调。女性自杀率高是中国自杀问题最重要的一点，这我不太同意。女性自杀率高出来的比例并不是非常大，而且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另外，国外是中年人自杀情况最多，但中国自杀的基本上集中在30岁上下的青壮年，还有老年人，跟国外状况非常不一样。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人的自杀和精神疾病的关系比例上。西方国家的自杀人群里，90％，甚至是95％以上的人是有精神疾病的。而在中国，自杀人口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最高的统计数字是63％。而且，这些都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自杀背后的不同原因
雷天：你的《自杀与美好生活》谈的是西方的自杀问题。请先谈谈西方关于自杀研究的情况。
吴飞：西方的自杀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脉络，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医学的研究，一个是社会学的研究。涂尔干的《自杀论》影响非常大，里面对医学的研究传统有很多批评。我认为，在目前的自杀研究中，这两个传统基本上合流了，没有特别大的张力。而我之所以要写那本《自杀与美好生活》，从西方自杀学的脉络思考这个问题，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不清楚，可以说是无法解释。所以我希望能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先要理解西方的自杀学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别……有这样一个对比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到中国的自杀现象背后有怎样的更深的文化和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基督教文明是谴责自杀的，背后有一系列一整套的生命关怀。谴责自杀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包含着一个非常深的肯定，所以反而会出现非常复杂的现象。首先是有一种良心发现，但是基督教的文化又认为你的良心发现之后，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你发现自己是罪人之后，应该有一个救赎的希望。像《圣经》里面的犹大，背叛了基督，是最大的罪了，但他最后以自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他背叛基督还要大，背叛基督的罪都是可以宽恕的。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里的“望”就是“希望”的美德，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其实就是在对尘世的现实绝望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despair，而在精神医学里面，对于自杀的基本诊断，也说是出自绝望。所以说精神医学直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面对自杀者，西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是既有一个肯定的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否定。这种复杂性在精神医学中，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中都可以找到痕迹。这是我对西方自杀学的基本看法。
雷天：我是不是能够把你研究自杀问题，理解为探寻中西绝望感背景的差异，中国式自杀不是对彼岸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对此岸的失望?
吴飞：我并不把中国人的自杀原因归为绝望，我觉得西方是绝望，中国恐怕并不完全是这样。西方自杀者的这种绝望，其实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一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一个是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麦克白夫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突然有一个良心发现，这些坏事她的良心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对自己审判，觉得自己良心无法承受，会自杀。沙威也是这样，在《悲惨世界》里面，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没有办法承受，就自杀了。一个完全的坏人，没有良心发现，是不会自杀的。
雷天：那么你觉得中国人的罪感会导向什么方向，良心发现之后，会做什么事?
吴飞：还是以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来对比，这个对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比麦克白的罪还要大，但是我们认为唐太宗是最好的皇帝，这是可以赎罪的，可以以一种尘世的方式，做好一个皇帝赎罪。
雷天：我很疑惑唐太宗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良心发现?
吴飞：可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基督教里面强调的良心观念和中国讲的良心也是非常不同的。
雷天：你刚才从西方文学作品中说了两个例子：麦克白夫人、沙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