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读书指谬与商榷
作者：散 木
眼下中国出版界几乎“无错不成书”，虽然一些名社的情况还好，但也有意外的时候，试举一例：
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出版的《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42页说到北洋政治的“府院之争”，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因“二人政治观点殊异，由朋友变为对手，时生诅语，情势渐坏。”这里的“诅语”，当系龃龉。读者阅书，如能行当年吕叔湘先生所倡导的，愿作“一字师”，出版质量或许能够有所提升。
近读蒋廷黻于1965年卸职台湾“驻美大使”后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的回忆录，中译本系谢钟琏先生所译，2003年由湖南岳麓书社收入“海外名家名作丛书”。该书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提及胡适曾在1919年五四时，“编过一个叫做《播种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运动时曾发行了若干年。”我们知道，胡适在五四时编过的期刊有《薪青年》《努力周报》(增刊是《读书杂志》)等，并没有一个《播种者》，所谓《The Endeavor》，正是《努力周报》。
任曙和任卓宣
近日重读《沙文汉诗文选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收录沙文汉现存最早的一篇论文《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论点》，出版者注云：这是他于1935年流亡日本时所作，当时国内有一场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托派”理论家的任曙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书中主张中国经济已是资本主义性质，而中国革命已达社会主义阶段，沙文汉则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驳斥之。
编者的注释以及书中附录的姜沛南《沙文汉对上海革命文化的贡献》一文，都说任曙即任卓宣(即后来著名的国民党反共理论家叶青)。这是把两个人混成一人了。任曙与任卓宣都是四川南充人。任曙又名任旭，在大革命时曾任陈延年的秘书，后又在毛泽东主持的武汉“农讲所”工作，曾任中共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并参加过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后为陈独秀“少数派”的成员，并担任过中国“托派”的“临委”书记。他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及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而闻名。任卓宣曾留学于法国和苏联，返国后曾在党内担任过要职，据《郑超麟回忆录》：大革命失败后，任卓宣与浙江人王一飞“一同被捕，一同枪毙”，结果王一飞牺牲，任卓宣侥幸未死，被人从刑场上救出，不料又被发现，“又作了阶下囚，此次与前次不同了，任卓宣为了保住性命，不仅投降了敌人，而且帮助敌人捕捉自己的同志”。他与袁笃实等几个叛徒还在长沙发表宣言，进行劝降。后来，任卓宣成了著名的国民党的理论家，曾开过一家“辛垦书店”。
陈垣和陈原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在记者采访文洁若的一篇文章(第163页)中，大概是记者根据文洁若的口述，说她1972年7月被商务印书馆调了过去从事日文的翻译。原话是：1972年秋，“我听说人民文学印书馆(笔者注：这显然也是错误的，要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么是商务印书馆。根据下文文洁若的回忆，此处当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打算调我回去了，另外进了一个人。我想起原来的领导朱南铣说过：‘陈垣在打你的主意呢。’因为我曾经给陈垣当时所在的世界知识杂志社投过稿，他对我有印象，想让我调进去。于是，我便去商务出版社(笔者注：又一错误，应是商务印书馆)找刚刚从干校调回来的陈垣，告诉他，我既会英文又会日文，希望能给我和萧乾安排工作。他说：‘萧乾太大了，名声太大，也是‘臭名昭著’，我调不动，你我就想想办法吧。’果然，7月份商务印书馆就发了调函过来，就要把我调去工作。”
陈垣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校长，已于1971年病逝，显然，这里所说的应是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陈原先生曾主持过世界知识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等，这也和文洁若的回忆相吻合。此外，该书第212页朱健先生称1947年重庆警备司令是“孙严良”，“就是秦汉的爸爸”，应是孙元良。
又，最近拜读了郑重先生编写的《风雨文汇1938～1947》(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文汇报》的半部历史。如人所知，《文汇报》在历史上曾是一张素有口碑的、有骨头的民间报纸，拥有一批杰出的报人和记者，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它的研究可谓乏善可陈，只是在十几年前吧，才有了一本《大事记》和两本回忆性质题材的书籍，现在郑重先生编写的这本书，虽然距离最近几年对《大公报》的研究深度尚有不及，毕竟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郑重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是“‘文汇三部曲’之一)，而作为中国新闻史的“粉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部厚重的《文汇报》的报史，一定会在将来问世吧。读了本新书，感到略有微疵，最突出的和最触目的，是其中一些人名的错误。如：第52页的“酆梯”(应是酆悌)，第78页的“周绍”(应是周劭)，第86页的“徐纡”(应是徐讦)，第136页的“周黎安”(应是周黎庵)，第137页的“陈炳稣”，第160页的“张万生”(应是张厉生)等。这些人名容易讹误，需要特别留心，希望作者和编辑、校对特别加以重视。
金庸为什么要去剑桥读博士
《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第283页，陈之藩先生说：“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笔者正好就在浙江大学任教，据最近金庸在浙江大学正式担任人文学院名誉院长(辞去院长)仪式上的讲话，他所以要到剑桥大学去读博士学位，是因为“在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期间，有教授说我学问不够，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我也不会去辩驳，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学习。”可见，并不是浙江大学的学生认为金庸“学问不够”，而是某“教授”。金庸在仪式上还对学生们现身说法：“别人说你学问不行，你就好好努力，要跟自己比，相信只要努力学习，今天肯定比昨天好一点，明天肯定比今天好。”
林道静与余永泽不可能在公寓里同居么?
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之一《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出版)，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因为书中展现了作者的真性情。不过，用了真性情来回忆往事，也可能会犯主观的错误。
书中第135页说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以为“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何来此说?何先生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指出：小说故事主人公，即林道静与余永泽曾在沙滩北大公寓里同居为不实，因为何先生的两个姐姐曾是北大的女生，住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去过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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