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4期
饮者·歌者·思者
作者：邓文初
屡枝蔓横生，信笔写来，信马由缰，笔势浩浩，词无际涯。如此行文，费人猜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其实，行文本无定法，文思如何牢笼?依文圣东坡的说法，为文之道，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无论“所当”，还是“不得不”，都不依文法，乃在情怀。情思充沛时，则浩浩汤汤可，横决恣肆亦可；若夫情思枯竭，则不妨词涩文艰，嗫嚅难言。诗人袁枚说，无情何必生此世，连生都不配，又何必矫情作伪文?
作文，情胜文，可；文胜情，不可。岂有真情艰于文的道理?!情不可做，一做就伪。
这便是郭先生风格的底蕴，文如其人，人有情，而后文乃可读。
古人有“对酒当歌”的慨叹，有“把酒问青天”的长歌，诗酒不分，自古犹然。有酒无诗，则不过酒徒之辈；有诗无酒，那诗便免不了寡淡。然而诗亦已矣，不复有再。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一个将诗当作表演的时代，在一个真诗人成了疯子、假诗人桂冠游行的时代，在一个酒已经成了物欲象征，成为应酬、交换、商品等价物的时代。情死矣，于是诗死矣；诗死矣，于是诗人不复再生。
虽有好酒，不必有好诗；但有真性情，必有微妙语。这样的诗，不为谋夺诗人之浮名，只为抒发一己之真情。这样的诗，虽是农家自酿，却是酒中清供。虽无勾兑秘方，雕琢技法，却有余味回甘、斑斓文采。这余味文采，乃以率真、浓情调配而成。
这便有了不为发表的诗、词、联、赋。
然而，却几乎，都关乎美酒与友人。
《定风波·大鹿岛之夜》一曲日：
白日无云夜却沉，游人退去岛乡清。馆内饮茗多束手，快走，夜来潮退探海深。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脚下冰凉天不见，归岸，床头厅志笔头情。
也许只有饮者才会无视语词之雅、意境之美，在词中写下“四两五粮分三口，有劲，吼声一出却无音”这样不避土气、略带野性的词句。
联语中亦有：“遥忆每春微醉，俚语乡音，羌管晴波拥瑞气；可知此夜无眠，欢歌劲舞，姚门声势壮钱江。”
“瑞气”一词，未能免俗，但俚语乡音，却是写真。几杯酒下肚，颊有微酡，脸带赤霞，不免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这些教授们，放下矜持，脱却岸然，扯开喉咙，也兴作起青春作伴式的高歌且劲舞了。
有趣哉?有趣哉!!
是歌者郭世佑。
家国乡关何处在?菊花开时遍地香。
家国之情，虽日出自本能，人人根性中所有，但一个历史学者的家国之情，却因之专业的长久熏陶，化入骨髓，化入生命，化入哲思。那份情深，便显得特别沉雄、浑厚，凝重而久恒，拆不散，砸不烂，挥不去，还复来，是记忆。
“有朝一日当你回到家乡，脚踩曾经踩过的碎石小路或堤坝，走近曾经用过的水井或池塘，穿过一排排曾经见证你成长的房屋，与你一同喜怒哀乐过的发小聚首重逢，你都不难找到‘又见炊烟’的那种归宿与喜悦，甚至感动流泪。”
这是乡情。
“就人类的本源来说，基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剪不断的因果关联，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所共有的故乡，走进历史就是走进家园，走近本源。历史不仅可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经验与智慧，还能唤起人类个体与群体的归宿感与安全感，还有自信心。不管政治的格斗是如何激烈，也不管现代科学技术的扩张与物质文明的增长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之一，也是人类守护这个精神家园的最后一道围墙。”
这是史思。
一个史学者个体的情感，就这样链接着学术与哲思。在友情、乡情、故土情、家国情的累积沉淀里，融入了那份对本真的追寻、那份海德格尔式的本源追寻。
历史记忆的守护，于是有了哲理的高度与诗性的奥妙，有了“夜来幽梦忽还乡”的那份牵肠挂肚，有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黏度与韧性。
情之一字，接续记忆，直贯历史，打通事与理、道与器、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当下感触与永恒哲思。“究天人之际”的这份史学，大约就是这种融化与贯注吧。追寻与守护，总是史家使命与命运；敬畏与温情，更是史家的人生底蕴。没有这些，史学便无灵性，史家无非走肉。
守护历史，守护记忆，赓续人文，再造文明，便成为这部随笔集的重彩华章，尽管，著者并没有着意申述。但那是作者生命中的重荷，无须提示；是一个史家的专业自觉，无须强调；更是一个人文学者的终极情怀，无法磨灭；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无法剥夺。
2007年7月15日，中日学者相聚绍兴，纪念秋瑾遇难一百周年。郭先生在会上作“相聚的理由”演说，即以守护历史记忆为题，一再提及“和谐社会建成之日，不应该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消失之时。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斩断历史脉络与淡化历史记忆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城市或民族文脉与灵魂的失落”。
这样的提法，已经不是即兴之说了，而是彻骨之痛，一个历史学者、一个人文学者的彻骨之痛。随手翻翻这部文集，随处可见这份关注。《破坏历史记忆何时休》更从理论高度，不避语言的冷峻与推理的坚硬，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就历史遗产的保护而言，近百年来，我国的历史文物遭受政治暴力与经济暴力的轮番轰炸，至今厄运未了。无论是列强接连侵犯中国的时代，还是军阀混战的岁月，历史就像被捆绑在不断拼杀的政治战车上。无论是建设时期把历史妖魔化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还是近20年来毫无节制的旧城改造与房产开发，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仍属在劫难逃。虽然残酷的战争与政治运动早已过去，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利益扩张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不可低估。
此外，历史课程之开设、历史观之阐述，我们要么以简单粗暴的态度丑化历史，要么就是以功利的态度，过度开发，有时还任意取舍甚至改写历史，其结果，“只能换来民众对历史真实性与整个话语系统的普遍怀疑”。
相比那些历史虽短，历史意识却强的民族，我们这个“悠久历史”的国度，却偏偏历史意识最为淡薄，“无论是对历史遗产的保护，还是对历史课程的保障，无论是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还是对多元历史观的尊重，我们都只能感到惭愧”。
这是一个史家的自省，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愧疚，一个浓情被亵渎的人文学者那无法言说的悲鸣。
这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写作时间是2007年6月8日。这个日子，我不知道是偶合，还是为记忆勾起。无论如何，50年前这一天，1957年6月8日，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是不容忘却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知识人，成了鬼，成了蛇。“如果连历史的自信感都没有，怎能‘实事求是’?一个不能正视历史记忆的民族，怎能勇敢的面对未来?”’
“遗忘历史难免受到历史的惩罚，篡改历史或捏造历史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诚然。但这样的悲悯，只能对那些还有点良知的人而发，至于那些“哪管洪水滔天”的冷酷心灵，那些情感已经被权力消磨殆尽的政客，这样的感叹，又何有焉?!
多情总被无情恼。中国，梦想中的乡关，总是那样宁静，醇厚。但那只在梦境与诗境之中啊。现实的，其实还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人在江湖，总会有许多的无奈、寂寞、冷清，但这些，著者是不愿付诸文字，也许，是怕这份孤寂，影响了读者的美梦。
欢乐需要朋友们分享，而孤寂，还是留给自己吧。
这些，大约，是文章之外的事吧?
(《史源法流》，郭世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9.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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