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吴宓与唐昌敏
作者：何 蜀
不过，这个“唐昌敏”既非教授、学者，也不是吴宓的亲友、学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务女工。
“四清”风暴中的小插曲
唐昌敏得以进入吴宓的生活中，吴宓在以后日记中反复提到她，是因那场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四清”运动。当时，著名学者吴宓孤身一人在位于重庆远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他年愈古稀，日常生活靠已故妻子邹兰芳过去从农村请来的内侄邹开桂帮助料理。然而，“四清”运动风暴中，各地加强“阶级斗争”，邹开桂这样据说是“地主出身”的无业人员，就成了怀疑和驱逐对象。
1964年11月24日，西师保卫科限令邹开桂在两天内注销校内户口，搬出学校。吴宓年迈，日常生活离不开别人照料，但当时的各级领导都以“阶级斗争”为重，吴宓只得自行设法解决困难。于是，他想到了邻居田子贞教授家请的家务女工唐昌敏。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11：30回舍，与田夫人郭毓琳言明，拟以其女仆唐昌敏大姐兼助宓办取饭、取开水之事，承允。旋与开桂议定……唐大姐正式工资三元，每月发薪之日付给，宓另于每月底，秘赐唐大姐五元，助其子贺国昭学费，实共月给八元。但在每月检查清洁及宓有某种特事时，须遣其长子贺国枢来助宓云云。以上均由开桂今晚告知唐大姐照行。(《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第415-416页)
从1965年7月2日邹开桂告别吴宓起，唐昌敏就承担起了吴宓的全部家务工作：从食堂取饭、烧开水、做菜、洗衣、打扫卫生、领取票证，甚至代吴宓寄信、汇款、存款取款……成为吴宓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角色。后来唐昌敏每月工资加为十元，以后又加为十五元、二十元，最高时还曾一度加到二十五元。
1965年8月lO日下午，唐昌敏的丈夫贺文彬到吴宓家中拜访，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款以广柑酒，进茗，并同晚餐，各二馒、煮二鸡卵。谈次，知贺君隆昌县人，今年五十二岁，少贫，故虽保送中央大学中文系，而自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农业经济系。曾任农业银行职事，今为北碚废品收购处门市部主任，有子三人，长幼女二人，皆唐昌敏所生。(第7册，第199页)
使吴宓甚为高兴的是“贺君愿从宓问学，其读《吴宓诗集》颇细。”初次交谈，贺文彬就向吴宓询问了“吟诗惯诵南帆句”中的“南帆”是何意，吴宓作了回答。贺文彬又问“忍使曹仓居蠹鱼”中的“曹仓”，这却把吴宓难住了，他一时“愧不能答”——因为此句是吴宓的姑丈所改。这逼得吴宓第二天一早就起来翻检《辞海》《辞源》，找到答案后，给贺文彬写了详细的解答。
以后，贺文彬有时还来向吴宓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或向吴宓借书看。显然，有了这层关系，唐昌敏与吴宓之间就比一般的“女仆”与主人的关系更融洽、亲近了些。
相对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破，比“四清”运动更为狂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吴宓与唐昌敏一家都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受了水深火热的煎熬，他们的关系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毫无“政治觉悟”的女工
在“文革”之初，中共重庆市委派驻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组发动教师们互相揭发批判，吴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他的邻居田教授也不得不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1966年7月2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
唐昌敏来，密报田子贞写成(108)大字报，唐欲窥读，急掩盖之。唐谓宓亦可写大字报反攻田君’，云云。宓乃于晚饭时作短函致唐夫贺文彬，托劝告唐切勿窥读田君所写之大字报，亦勿来报告宓知，盖此举对宓非徒无益，且有害，云云。(第7册，第491页)
唐昌敏大概以为这样的批判类似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斗嘴吵架，天真地想帮吴宓一把。可见她对“政治斗争”一窍不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始终没有与“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划清界限”，而始终只把他当作一个付给她工钱的雇主和需要她帮助照料的老人。
8月24日至11月底，经吴宓整编誊抄的日记全部被红卫兵拿走，看不到这段时间里有关唐昌敏工作的记载。直到11月24日的日记中才又出现了唐昌敏的名字：
以1．80元购广柑(学校给票证)十斤，28枚；赐予唐昌敏家14枚，杨妪6枚，宓自食8枚足矣。(第7册，第538页)
三天后的11月27日：
近午贺国琼姊妹来，云：其母唐昌敏须休息两月养病。宓以广柑14枚交付贺国琼带回家……(第7册，第540页)不过，唐昌敏只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了。
11月30日：
唐昌敏仍来工作，今日午餐唐自制豆腐干炒肉丝(二角)……(第7册，第542页)
由此可知，唐昌敏并未被“反共老手”等罪名和抄家、批斗之类的“革命行动”吓倒。
难得的“美食”
“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令吴宓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也瞠目结舌。先是工作组撤走了，“官办”红卫兵掌了权。不久，西师的造反派“杀出来了”，成立了“八三一战斗纵队”。1966年12月4日，造反派在重庆城里与“官办”的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守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吴宓在12月6日日记中记载：
十二月四日下午重庆市工人纠察队在重庆体育场开成立大会，与在场之八一五及八三一纵队发生冲突，斗殴，互有死伤甚多；昨本校之八三一纵队竟捕去食堂之厨工(炊事员)数名，送城中拘押不放，今日西南师院全体厨工一致罢工，多人无所得食——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第7册，第547页)
每天在劳改队被监督劳动的吴宓，信息来源十分有限，而且不尽准确。在重庆体育场发生的“一二·四”大规模流血冲突是在上午而不是下午，“死伤甚多”只是当时的以讹传讹和造反派为扩大事态以打击“黑市委”和“保皇派”的宣传，实际上并未死人。不过，关于西师的炊事员(“工人纠察队”队员)被“八三一”抓去数人后引起全体炊事员罢工，“多人无所得食”的记载，应是无误的。而“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则可以从字行间体会到吴宓对唐昌敏工作非常满意。
“一二·四”事件后不久，造反派便以其“革命的暴烈行动”压倒了“保守派”，“八三一纵队”在西师占了上风。12月23日，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正式由“八三一”接管。从此，吴宓等人便改由造反派监督劳动与学习了。
1967年2月25日，吴宓去领取2月份工资，却被告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只发给15元生活费，其余“减发”(吴宓原工资为272．5元)。次日日记中说：
下午3~4唐昌敏来，宓与细谈昨减薪至15元事，并表示宓当给予其入西南医院动手术之全部费用。(第8册，第52页)
工资被减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了，吴宓还要资助唐昌敏治病住院的手术费用(从他的存款中支付)，可见唐昌敏的工作对他的重要。
3月7日，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