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傅 谨




  中国戏剧的伟大与辉煌仿佛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危机”就已经成为人们讨论中国戏剧现状与未来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汇。不同人对“危机”的认知与感受是不一样的,有关“危机”的原因、性质、程度及解决之道,更是众说纷纭。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从事戏剧研究的;戏剧的现状和危机,业内外人士与此相关的描述、分析以及提供的种种对策,就成为激发我思考与研究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且持续的动力,并且成为我在思考民族文化遗产时所持立场的基础。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涉足戏剧,面对有关危机图景的各种各样的描述,起初我只是个聆听者,在论及危机的解决之道时,我就开始为这个学术群体提供我的视角和思路。如果说我的视角和思路有些与众不同,那就是后来累积成我在戏剧领域的“保守主义”或日“文化守成主义”的基本理念,在那个“传统”和“保守”都被当作贬义词使用的语境里,我的观点受到业内外学者同行的关注,自是理所当然。
  然而,十多年前表达我的那些见解时,并没有预料到它们会引起那么多激烈的争辩,更不可能想到,恰恰因为经受诸多批评,我的那些观点,后来会被那么多人渐渐了解并且接受。
  在那个年代,我曾经是个孤独的行者。编辑这本论文集时,我重新阅读相继发表在《中国戏剧》杂志1994年第3期和第11期上《面对一种不可修补的存在》和《站在文明与野蛮边缘的思考》这两篇文章,回想起当时有关它们的争论和由此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宛如昨日。今天,对于传统戏剧的积极价值,人们有了更多正面的认识,然而在当时,像我这样强调要完整、准确地全面继承昆曲乃至于中国戏剧传统的观点,不仅不为多数人接受,而且多少有些显得像异端邪说。在那个时代,我的观点是和戏剧界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截然相悖的。只是到最近我才知道,当时发表在《中国戏剧》头条署名思悠的直接针对我这两篇文章的批评,并不是作者的个人见解,它来自剧协官方的指令,它代表了一个身居高位的戏剧理论家群体集体的态度。这部集子里所收的《关于“推陈出新”的断想》一文,原题为《文明的门槛很高——答思悠先生<跨向文明>》,就是对这批评文章的回应。这篇文章辗转许久,改了标题,到终于找到发表的杂志时,已经过去了两年。
  我说我曾经是孤独的行者,并不是说我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回音。其实,差不多从我刚刚开始发表与戏剧相关的文章开始,同行们就给予我特殊的关注。大约是在发表上两篇文章的前后,我还有更多与当时的主流戏剧观念不相协调的文章,陆陆续续发表在各家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在我看来,如果说中国戏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这危机是传统正在断裂的危机。因此,努力接续中国戏剧的伟大传统,才是走出危机的唯一通道。这些文章发表伊始就产生了回响,激起了不少公开批评,其中许多回应和批评,都来自业内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至今仍然感激,许多长辈学者虽然不同意、甚至是极不同意我的观点,却愿意以平等和坦诚的态度,通过公开的批评与我商榷,这些积极而频繁的对话,让我切身体会到这个行业里健康的学术风气。但我仍是孤独的,这是指对我的批评远远多于肯定,当然,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已很习惯于自己孤身去直接面对和回应所有批评。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我对戏剧的观察角度,是完全个人化的。我总是独自一人直接去到戏剧行业最基础的细胞——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县级剧团和一些民间剧团,通过自己的观察,去了解中国戏剧的现状。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看到了当代戏剧的辉煌,更看到了它的衰落,尤其是亲眼目睹许多小剧种已经消亡或者正濒临消亡的现实,心情难以名状。我对戏剧传统之链已经出现断裂并且裂痕仍在持续扩大的忧虑,因为与往往处于偏远地区的濒危剧种接触得越来越多而与日俱增。有关“要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濒危剧种”的观点,正基于这一背景提出的;经历数年在各省从事濒危剧种的调查、研究,1999年底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长文《中国稀有剧种的命运与前景》,在此前后又发表了一些与濒危剧种相关的文章,将视野从文人化的昆曲拓展到各地更多的濒临消亡的小剧种;我对中国传统戏剧的价值与命运的思考,也渐渐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里记载的就是我为此所做的工作中最主要的部分——十多年来撰写发表的一些文章。至于我在各地实际推动保护和拯救濒危剧种的努力,其成效简直微不足道。
  面对中国戏剧的现状,也许我的同行们看到更多花团锦簇,也许我和我的同行们笔下的“危机”所涉及的内涵完全不同。所以我很遗憾地发现,我这些文章引起的注意和肯定多数来自于戏剧界之外,我那些有关抢救与保护濒危剧种的呼吁,并没有改变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濒危状况;我希望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戏剧界同人们更多的重视,让中国历史悠久的戏剧传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我的这些呼吁,效果仅限于纸上。因为戏剧理论界在整体上仍然强调戏剧必须不断创新和发展,认为戏剧——无论哪个剧种——都只有继续不断地走创新和发展之路,才有可能继续存在,才有艺术的价值。他们或者以为这样的断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觉得这断裂不仅是天经地义,更是他们的期待;就算心存忠厚,也会认为有关戏剧传统已经断裂或正在断裂的判断,只不过危言耸听而已。
  数十年来,戏剧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观念,一直将现代和传统看成是对立的两极,认为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艺术即使不能完全抛弃传统,至少也必须经历对传统革命性的改造;其实远远不止于戏剧领域,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整个文化领域,“传统”这个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贬义的。要努力割断传统、摆脱传统“重负”的理论,多年来一直在文化界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戏剧界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对于传统艺术,包括传统戏剧而言,今天的舆论环境已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改变的部分原因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出现与普及。
  同样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世界各国越来越多有责任心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社会急剧变动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导致严重的文化危机,在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像我所看到的濒危剧种那样的传统艺术,前途未卜,而越是在后发达国家,本土文化价值的颠覆和传统的流失就越是触目惊心。为了唤起更多民族和更多人们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努力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一切可能的渠道,采取一系列实际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这些人类文化瑰宝的传承、保护与抢救工作。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并从2000年4月正式启动了两年一届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机制,其目的在于设立一个国际性的荣誉,专门授予那些“最典型的文化空间或传统和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鼓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带头确认、保护和传承他们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全球第一批十九种经专家认定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昆曲名列其中。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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