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功夫诗内外 妙手两兼之
作者：刘世南
我把这篇书评取上这么一个题目，正是根据徐君此书的内容。陆游告诫他的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因为陆家子弟从小就已熟读经史，并接受了诗法(包括词汇、句法、声律、对偶，等等)的训练，所谓“诗内功夫”已经不在话下。而我们今天即使是中文系的本科生、古典文学的研究生，也十分欠缺“诗内功夫”。
那么，“诗内功夫”和“诗外功夫”，哪一种更重要，哪一种更容易掌握呢?
可以肯定地说，“诗外功夫”最重要，而“诗内功夫”最容易掌握。所以，《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在第一编“总论”中，特别强调“诗外功夫”。
“总论”中惊世骇俗的见解，一扫五四前后“贵族文学”、“平民文学”的说法，而提出了natural aristocracy(自然贵族)的“雅文学”。这不是回复到“贵族文学”去，而是继承“士大夫”传统，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雅文学。这种文学的作者是罗曼·罗兰，是鲁迅，是闻一多，是顾准，是聂绀弩，总之，是梁启超说的具有“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因此，徐晋如提出如下一些看法矫正几千年来积非成是的旧说：
(1)《诗经》的风诗不出于民间。尽管钱穆、朱东润两先生早已提出过，但徐晋如却把这一结论提到历史的高度，说明了其所以然：周朝的贵族还保持部落政治形态的残余，君民共同劳动。《左传》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晋韩宣子：“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国语·鲁语》敬姜具体叙述了“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孟子·滕文公上》述农家学派许行的理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些资料可佐证徐晋如的论点：周朝的贵族和欧洲中世纪“流血不流汗”的贵族完全不同。
其所以要这样论证，则是为了肯定这一论点：中国文学传统，是士大夫的雅文学。
(2)诗是个人主义的产物。我们曾经被误导过，以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英国的个人主义，是强调个人的权益和尊严不容侵犯，其核心即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徐晋如认为，只有这样的思想感情，才能凝铸成真诗。所以，他不承认山水田园诗，也反对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李白的《静夜思》直斥为“平庸”。
(3)诗人必须是思想家。我以为这点最重要。我一向认为，有知识不难，有思想最难。屈原有思想，班固却斥其“露才扬己”；贾谊有思想，绛、灌之属却毁谤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王勃等唐初四杰有思想，裴行俭却骂他们“浮躁浅露”。正如龚自珍所慨叹的：“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从今日来说，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即罗曼·罗兰式的，站在弱势群体立场，对社会上一切非正义、不公正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本质的批判。
(4)批判“新国风”与“伪崇高”。对这两者的批判，纯粹是因为它们极其虚伪。诗歌表现的是赤子之心，是对人性自由与尊严的追求。在中国长达两三千年的专制高压下，士大夫曾巧妙地表达过自己的诉求。《左传》成公十三年，周王室卿士刘康公已经提出：“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从先秦就确定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引孔子语)这一观念。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皇权高压的元、明、清三代，却出现了“人中”一说。人之唇上，名日“人中”。为什么叫人中呢?赵孟頫解释说：目耳鼻双窍属阴为坤卦，口二便单窍属阳为乾卦，坤外乾内，合成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坤为地，乾为天，人居天地之中，故唇上名之为人中。此说见诸元人杨瑀《山居新话》卷二，亦见诸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清朝尤侗引陶宗仪所记，更发挥说：“盖人身有小天地，有天地，然后水火生焉。乾坤交而人之形成，坎离交而人之神生，故有地天泰，乃有水火既济。反是则否(pī)，有倒悬之状；未济，有相射之害矣。”(《艮斋续说》卷七)
从赵孟頫提出“人中”与泰坤的关系到尤侗的最后解释，剥除其神秘的象数外衣，其内核实际是诉求一种顶天立地的独立人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泰”，《彖》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追求自由是人性，是赤子的真诚。只有具备这种真诚，才能写出真诗。而“新国风”那种伪平民立场，黄巢、赵匡胤、朱元璋那种伪崇高，只是对真诗的亵渎。
(5)对唐、宋诗的分析。在第25页注(1)中，徐晋如有一段简明而中肯的论述，指出(一)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二)穷理析义，须资象喻、(三)竟体空灵，余意不尽，这三个诗词体性的特征，是唐诗的特征，而唐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侧重表现——表现自然与表现内心。而宋诗却侧重达意，倡导的是明白如话地表达。徐晋如本人是更欣赏宋诗的，因为一旦不满足于表现自然，而要表达内心的痛苦与哀矜，那么宋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也中心有戚戚之感。根据自己学诗的体会，我觉得由唐诗的缘情发展为宋诗的说理，是诗人的情意由间接的微婉的讽谕的抒情，变化为直接的直露的深刻的说理，亦即由比、兴手法而变为赋的手法，这其中一个关键，是诗人的情意被现实所激化，他不愿以缓节奏去托物以讽，而必须喷薄而出，一吐为快。如晚清宋诗派诗人魏源，他的《寰海》十一章之四：
谁奏中宵秘密章，不成荣虢不汪黄?
已闻狐鼠神丛讬，那望鲸鲵澥渤攘。
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
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
1840年(道光二十年)九月，鸦片战争中的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清廷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议抚”。琦善至粤，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遣散水勇，拆除海防，并擅自议订《穿鼻条约》，允许割地赔款。魏源此诗即针对朝廷这种昏暗状况而作。
“谁奏中宵秘密章”，半夜密奏，极写投降派外慑强敌，内惭清议，形同鬼蜮，惶遽万状。
“不成荣虢不汪黄”，不成了荣夷公、虢石父，不成了汪伯彦、黄潜善吗?荣夷公见《国语·周语》：“厉王说(悦)荣夷公。芮良夫日：‘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虢石父见《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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