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0期
徐光启与西方来华传教士
作者：何兆武
利略的实验乃至牛顿的古典体系，那么中国方面有没有可能提前两个多世纪就接触并接受近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从而也正式步上她近代化的行程呢?无论如何，近代化乃是一个普世的行程，是一切民族所莫之能外的，尽管各个民族发展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其间就有先后之不同以及某一些形式上的差别。我们不宜以民族特性或特点为借口来否定这一历史行程的普世性及其普遍的有效性。
简单地说，近代化的内涵无非就是科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条件。当然，传统社会也并非就没有科学，所不同的只不过在于近代科学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步骤的日益以加速度在发展着的体制。故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可以历千百年而没有什么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而近代社会则日益紧锣密鼓地不断在变化与革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也就随之而日新月异，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这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所亲身经历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近代化这一普世的历程在西方始自十六世纪，而其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无非是基于科学与民主的进步(因为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科学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占有一席极为光辉的领先地位；但惜乎她却长期未能步入近代科学的殿堂。阮元的《畴人传》一书可以视为中国方面直迄十九世纪初的一份科学知识的结集。然而其中对于近代科学体系却依然茫无所知。一直要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李善兰才第一个正式提出了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也是在这时候，当时的新学派才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求开议院以通上下之情的主张。这就初步提出了近代民主思想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这也就无怪当时《翼教丛刊》苏舆一辈人抨击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扬“民权平等之说”乃是在提倡“民有权则君无权矣”的非圣无法之说。假如中国方面能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接触到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而不是古希腊的静力学和中世纪的经院神学，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应当会有一番新面貌。多年以前我曾和科学史家席文(N.Sivin)教授就这一话题交谈过。他曾深有感慨地说：当时那批来华的传教士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中西文化的)媒介者。
事实上，当时在中国方面也正在酝酿着近代思想的因素。在人文思想方面，唐、顾、王、黄诸人的著作都鲜明地反映出近代人文思想诉求的萌芽。在科学方面，则是徐光启在大力呼唤科学新时代来临的先声。徐光启一直多年不懈地坚持他的农田实验和天文实测的工作。同时在科学理论上他就努力要把一切科学结果归纳为一个数学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正在努力要总结出一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正在叩着近代科学的大门。把自然现象归结为一个数学模型，这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所在。在这一点上，徐光启的工作和祈向，正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令人遗憾的是，徐光启的努力方向并未能继续发扬光大。由于错过了时代的契机，以至于要迟至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中国方面才开始迈出她那近代化行程的步伐。
近代化的历程乃是普世的历程，那是一个走向科学和民主的历程。各个民族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所以当她们走上了人类共同的道路时，也必然地各自带有其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的特色。不过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抗拒普遍真理的根据。科学之成其为科学，民主之成其为民主，在实质上是并无二致的。不能说你是你的科学，我是我的科学；或你是你的民主，我是我的民主。这里只能有一个标准，不能有两种或多种标准。普遍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不能以历史的特点为借口加以抗拒的。假如普遍原理真的与某种特殊的国情有所抵牾，那么应该改变的乃是特殊的国情(例如妇女缠足)，而不是普世的价值(男女平等)。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大作《资本论》写于英国，所以他的思想理论也必然带有某些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痕迹，但他思想的实质却不受德国古典哲学或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某些时空条件之下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不能也不应该用来抗拒真理的普世性。毕竟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十七世纪也并不缺乏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思想脉搏的跳动，尽管还是朦胧的并不十分自觉的。而当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们却往往仅限于讴歌徐光启介绍欧氏几何原本的丰功，却无视于其开创有系统的观察与实验，并始终致力于总结出一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原创性的思想，从而不同于中世纪经学并开辟了近代科学的丰功伟绩。就这一点而言，诚可谓是索解人正不易得。徐光启还不能说是中国的牛顿，但他的功业却足可以无愧为中国的达·芬奇。他们的思想都是那么地超前，以致整个时代都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他们那科学的宏伟想望。徐光启自己也不是没有感到超前于自己时代的悲哀，所以也不禁惋叹当世还没有人从事他所从事的事业。
记得是1949年的年底，我曾聆听过范文澜先生的一次讲演。讲演中他提到：假如十七世纪李白成的大顺王朝得以建立，又假如当时大顺王朝能很好地吸取并利用当时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科学知识，那么也许早就会出现一个近代化的中国了。我聆听了这一论点，感到颇为意外。第一，假如大顺王朝能够顺利建立，也仍然会逃不出传统的格局，最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皇权专制的重演。第二，更何况当时西方所传来的并非是任何近代的科学，而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那与近代科学在根本上是正相抵触和背道而驰的。即使为人所艳称的《几何原本》也是古希腊的遗产，并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可见流俗之见是何等地深入人心，虽贤者亦在所难免。中国近代的历史使命，首先无非是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而近代化究其实质，无非是科学与民主。徐光启的生平业绩，其功不在政治，而在于其对于科学的追求。而其对科学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要追求一条走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大道，这正是近代科学的唯一大道。他强调科学家只有掌握“象数之学”，才能“明理辨义，立法著数”，正如工匠之掌握斧斤寻尺，由此进步“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就此而言，徐光启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先驱；而正是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却往往轻易地被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