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答谢其章君问
作者：止 庵 谢其章
止：我这笔名是随便起的，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当初在公司打工，偶尔写点小文章又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而“止庵”好像不容易与打工者联系在一起。古人用这名字的人不止一位，清朝写《介存斋论词杂著》的周济便以此为“号”。我没想到文章一直在写，后来还出了书，再改用别的名也不合适了。其实不如径本名，像你似的。倒是可以出本《止庵文集》，署“王进文著”，这样就改回来了。不过一直不曾实行。自己并不觉得用这名字有甚好处，反而听说有人正为此讨厌我呢。
谢：读你的文章，常常有“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这本书我读了不止一遍”的话，我一直对此有怀疑。听来一个故事，有位学生想拜大师之门，大师问他通读过二十四史吗，学生说读过一遍，大师说读过三遍再来找我。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书值得“通读”而且还须好几遍，或者世上压根儿就没值得费这大劲儿的书?有哪些书通过读了好几遍使你实际获益?顺便请问你读书是不是需要一点技巧，如作笔记，画重点线等，你自己有无秘技可示一二?
止：我的习惯，凡是打定主意要读的书，一概通读。至于不止读一遍，好书均应如此，无奈时间精力有限，不能做到。我常“觉今是而昨非”，不敢满足于过去的读书印象。时隔多年，重读每有新的发现，看法甚至完全变了。我不喜欢在书上乱画，顶多夹个纸条儿，不大作笔记，只是仔仔细细、一字不落地把书看完。
谢：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几位是“问不倒的”，我惊诧他们的“博闻”，更惊诧他们的“强记”，只要进入他们的领域，几乎没有脱靶的，这几位有姜德明、韦力，再就是你。“博闻”似不难做到，多看书呗；“强记”就难多了，要把所闻所见表达出来，又要表达得准确、表达得比较文学，离不开强记这项本领。你是如何做到既知道的多又记住的也多的?
止：“博闻”绝谈不上，但我一向不愿浅尝辄止、似是而非。记得有文章说，日本作家德田秋声“晚年记忆力衰退，每当深夜写作，遇有记不清笔划的汉字，决不马虎以他词顶替，而要不辞老步蹒跚地登楼叫醒睡梦中的孩子讨教清楚而后已”，我看后引为楷模。对待一个字如此，对待过去的一件事、一个人也如此。“强记”则只限于自己感兴趣者。因为感兴趣，所以很留意，结果就记住了。此外也与大学学医，常常大段背书有关，可以说是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罢。我觉得关键在于别“闻”错了，“记”错了，道听途说；那样越“博”、越“强”，就越糟糕。
谢：你的《苦雨斋识小》，从写法到书的版式乃至数目字用“汉”不用“阿”诸细节，我都很喜欢，还把大著评为当年自购书中的“最佳”。奇怪的是此书卖得并不好，以苦雨斋的影响力，五千册不该愁卖啊，我去书店，总要留心瞧瞧，好像每个书店都有存货，昨天在涵芬楼看到架上有两本，翻了一下还是2002年1版1印的5000册。对此，我认为你的读者不会超过五千人，这是一个令有着二十年文龄的作者沮丧的数目。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止：或者读书的人和读的书目越来越少了；自己落在此一范围之外，也没有法子。既不能屈人以从己，更不能屈己以从人。只能对那些迄今仍买你的书、读你的书的读者，表示感谢。
谢：我是把人分成圈子的，你肯定是属于读书圈的，我感兴趣的是你对藏书圈有何见教?对于现在大大小小的民刊，你觉得民刊与主流刊物的差别与作用各在哪里?民刊是否无足轻重?
止：我曾经说：藏书是个事儿，读书不是事儿，此乃人之常情，犹如吃饭睡觉一般。所以我对“读书圈”的说法不甚认同，假如读书真的成了某个圈里的事儿，那可真是书与人的悲哀了。我自己不藏书，但与藏书圈稍有接触，印象是高者近儒，低者近丐，藉此成大学问者有之，只图蝇头小利者亦有之。至于民刊，主其事者多是热心人，为不少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但我觉得大多“民”的味道还嫌不足，好像属于“非主流”的“主流刊物”。
谢：《庄子》《论语》现在很热，我当然知道这是虚火，你很早就对《庄子》《论语》下过大功夫，也上过央视百家讲坛，你不介意谈谈对“讲坛现象”的看法吧?
止：在那样一个“语境”里，首先要考虑怎么要把话说得热闹、能吸引人，很难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说得热闹，听得热闹，说完听完，也就完了。
谢：我注意到你的书评极少评论国内作品，倒是议论外国文学的居多，这是你不愿趋时凑热闹，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值一评?
止：我读中国当代文学，只到王朔为止；之后的作家的作品，之前与同时的作家后来的作品，几乎没有看过，所以不能评论。我读书不喜欢东翻一本，西翻一本，现在一下子又没有工夫集中精力读这类书。相对来说，看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较多，偶有感想，发点议论。
谢：作家的长项是写作而不是讲话，这在电视网络时代吃亏不少，会写会说机会则更多，我注意到你在去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在新浪网与鲁迅孙子周令飞一起回答网友提问的现场直播，你“说”的才能，对鲁迅熟知的程度，应变与机智，都给人印象深刻，你认为作家是否应在“讲话”能力上花点儿功夫?
止：我们读《战国策》《世说新语》，或者《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真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感。不过对于书里人物来说，说话即为文章，动笔乃另一回事。以周氏兄弟而言，大先生口才好，二先生口才不好，可是文章都好。若论文章的“机锋”，二先生一点不弱。我自己直到大学毕业还说话脸红，后来在公司“历练”多年，才稍稍敢说话了一一但是文章是否因此就写得好点儿了呢，怕是未必。
谢：胡兰成的文章写得好，大多数读者知道有这么个人多是缘于你作序的那本《今生今世》，那阵子真是满城争说胡兰成，几年过去了，你是坚持还是修正序里的某些观点?我想，写序之时的想法和出书之后的想法，不会是完全一致的，怎么着也会受点儿外界的影响罢。
止：为《今生今世》作序之后，我写过一篇《再谈(今生今世)》，收在《相忘书》里，兹不赘言。只想补充一点：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是在胡1943年底自汪伪政府去职之后；这对如何论定胡或无影响，对如何评价张恐有关系。论家于此，似乎向未留意。
谢：你算是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那就免不了媒体的报道和人物专访一类的采访，有电话采访的，有登门带着录音笔的，有请到台里请到网站的，不管何种形式，最终都是要见报的见影的，钱锺书说的吃鸡蛋好就不必见母鸡的对策，在如今怕是太不近人情了，读者与作者之间也需要另外的沟通形式，你是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呢，还是有挑选的接受?
止：接受报刊采访，其实与发表文章相去不远。有些话题，专写文章不值当，接受采访说上几句，也就行了。另外我交谈比写文章容易得多，无须酝酿情绪。其间自然有所挑选，也与写文章一样：只能谈论自己了解同时也理解的事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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