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新书过眼

作者:佚名

信表示很欣赏这本书,但同时认为自己的《美妙新世界》更有预见性——未来的寡头统治者会通过广告和洗脑确保人民“心甘情愿被奴役”,这比像奥威尔描述的那样残忍地践踏人民更高明、也更省力。(第241、363页)
  不过,“反乌托邦作家”这个标签远不足以概括赫胥黎的生平和创作。出于家学渊源,他在骨子里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智识传统,“对那些在艺术和科学之间设立障碍的人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求知方式”(第8页)。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主张全神贯注“察看”隐形的上帝,甚至为此在五十年代初率先尝试致幻药物。他在晚年又写了一本“好的乌托邦”小说《岛》,作为对《美妙新世界》的平衡。
  
  《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岳永逸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1949年以后,原本位居“下九流”之列的天桥街头艺术被规训、雅化,成为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但从此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盖因这种底层血统的文化惟有在特定的狂欢化的“空间”里,通过一系列特定“仪式”和“规矩”的保障才有可能发扬光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书不仅翔实地论述了天桥街头卖艺文化的历史脉络、传承机制和博弈规则,而且深刻思辨了人的“异化”与文化传统式微之间的关系,读之令人感慨。
  
  《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李建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58.00元
  本书在解读大量中医脉学典籍、尤其是马王堆脉书、张家山脉书等新近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将传统针灸疗法的根源追溯至先秦文化的数术宇宙观。作者指出,虽然诸如气、阴阳、感应、心包、三焦、命门等概念都不乏身体经验的基础,但将这些身体经验整合成体系性的脉学,其实有赖于经验之外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换言之,经络体系不是长期经验累积而得,而是相反,即先有脉的概念再逐步证成。而数术模拟的思维方式在此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第271页)。“人体是小宇宙,它是模拟自周秦之时刚成形的数术式宇宙。因此,方技家以数术天学为模型,与其类比来把握人体的构造与机能,并进一步体系化。这是中国医学的天人密冥观……脉学的体系化是紧随周秦天学突破的一个过程”(第159页)。
  那么,这是否等于宣告中医不“科学”呢?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医的思考和论证方式是“反溯正当理由(retroductive warrants)”,其论证虽然难以被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比如西医——所接受,但却能在中医共同体内部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知识系统(见“大陆版序言”)。——因而若以融贯论的科学哲学立场视之,称其为广义的“科学”似乎并无不可。真正不科学的反而是那种貌似“科学”的以西医的概念体系和实验数据来“证实”中医理论的做法,不光走上了实证主义的死路,更肢解了中医在历史中形成的知识规范。时下国内关于中医存废论战方殷,此书对此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词。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徐向东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0.00元
  “自由意志”一向是西方哲学界关注和论争的焦点。这个概念意味着至少有某些人类行为不是由外部力量,而是由行为者自主决定的。不过,正如许多看似显而易见的直觉一旦诉诸哲学论证便难免漏洞百出一样,对自由意志的正面辩护也一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困境,因为它要求人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反因果关系的。而如果不把这种反因果关系的自由与毫无意义可言的随机性等量齐观的话,那么就势必要求“设定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把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一起,但自身又不受自己的过去的限制,并且与自己的过去足够紧密地有关,以便保证个人的同一性与责任之间的联系。这非常类似于假定一个给世界意义内容和道德的神”(第29页)。——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哲学家出于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最终走向了宗教,但收入本书的若干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的论文却启发读者直面如下问题:如果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象,并且我们承认这一点,结果会怎样?
  事情并不像自由意志的信奉者设想得那样糟糕。人们之所以赋予自由意志这个形而上的概念如此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因为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某项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那么他就不必对其承担道德责任。然而,人类的任何过失和罪行都可以被证证有词地论证为是由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甚或命运因素所决定的,因此这种认为道德责任有赖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其实隐含着在实践中取消道德责任的危险。真相很可能是:“人们因为道德责任的原因而必须具有形而上的自由这种信仰,与我们早先相信人们必须属于正确的部落、种族、宗教一样,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第36页)。——那么应该把道德责任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呢?一个合理的建议是:“从所有被决定的人类行动中挑选出那些我们在日常情形下会说它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即使这些行为是被决定了的,但我们也对其负有责任”(第32页)。换言之,兜了一个大圈子,改变的只是我们对道德责任的界定和理解,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和实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