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关于形象学的若干思考
作者：方维规
以上文字是笔者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所做的一个比喻。近一二十年以来，外域(尤其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学界颇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门之一，论著不断问世。许多外国人的中国论，甚至连有些早已被西人忘却的书籍，都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给我们展示的中国形象真可谓五花八门。也是这些“万花筒”般的中国观，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厨房之喻。近日拜读张国刚、吴莉苇新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称《中国观》)，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谓耳目一新，并不是说书中讲的都是一些没见过的东西。应该说，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长期从事此种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反应了中国在形象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尽管作者不一定有意或首先从形象学的角度探讨问题。
让人耳目一新的首先是《中国观》之宏构。其丰富的资料和举证、细致的思考和分析、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的叫好之处，笔者不想在此罗列；我所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观》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成就。如作者所言，此著力求把中西交往还原到欧洲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脉络中进行审视，以十六～十八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迁为线索，从看似纷繁的中国观中寻找整体性的中国形象之发展主线。这是一个颇有雄心的构想，需要大量的材料和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精到的分析，才能把握住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之中国观的来龙去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在这方面，《中国观》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对丰富材料的独到加工，才能完成令人称道的学术研究。否则也只是材料的堆砌而已。
《中国观》中归纳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无疑属于形象学中所说的与“自我形象”(Autoimage)相对立的“他形象”(Hetemimage)。对“形象”的探讨，其重点并不是推究“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探索“形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缘由，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中国观》中除了大量铺陈欧洲启蒙时代宗教背景下的中国观、政治导向下的中国观、大众生活里的中国观之外，还涉及了形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形象的恒定性与变异性，形象的矛盾特色，以及形象生成时的对立性现象等等。
《中国观》的作者认为，启蒙时代“关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欧洲人，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各类游客，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和立场引申发挥，其基本模型都是十八世纪所塑造的。”这个说法即所谓形象的恒定性：在做某个评价或改变某个评价之前，已有的形象会先人为主。这种“成见”可以是照搬和套用，也可以出于改变了的时代与别样的上下文而改头换面地出现。尤其是在对同样的人或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的时候，形象系统中的不变性就显得格外清楚了：例如，一方面是耶稣会士、伏尔泰之辈对持续千年的中国道德与依然如故的中国和平安宁的见解，另一方面是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对停滞不前的中国与静止孤立的中国文化的看法。
恒定与变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局部的恒定亦无局部变异。形象系统的恒定性建立在传播与重复的基础上。形象流传的过程中，后人很可能有意无意地给旧的形象注入新的东西而使其“异乎寻常”。当歌德称中国人为“晶体之民”(kristallisiertes Menschenvolk)的时候，他一方面如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等人一样，否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在赞美一个水晶般美丽的民族。新的评价尺度超越一般的传承和改写，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形象系统及其因素的局部变异。差别可以体现在局部变异中，当然也可以由于量变而导致巨变．这往往发生在彻底怀疑并竭力推翻传统形象的时候，或体现于一种形象系统转变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系统，其特点是强调某种形象的绝对性和通用性。就欧洲的中国观而论，这种现象明显体现于启蒙时代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与后来近一百五十年对中国的鄙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凸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被修正的中国形象之修正：从丑陋的形象变成令人崇敬的形象。起点是启蒙时代，终点是颓废世态。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停留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之《西方的没落》(1918／22)成为流行语的那个年代。
由于恒定与变异，也由于两种或多种同国形象之间可能存在根本差别，我们便可看到形象的另一典型特征：矛盾性。《中国观》中援引了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的一段关于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文字：“他们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耐性，既懒惰又惊人的勤劳，既无知又机灵，既憨厚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无比的滑稽可笑。人们一向把中国看作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但又不信神，生性凶暴残忍却又明智，宗法制而又腐败。”与其说瓦莱里在此说的是无法并存的特点在中国人身上同时并存而令欧洲人困惑不解，毋宁说是他对欧洲形形色色的中国观本身的质疑：无比的滑稽可笑。
如前所述，形象学应该关心或用心根究的问题并不是“形象”的正确与否，而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中国观。再则，你以为错误的东西(这里不包括史实)，他人也许会觉得正确无比。因此，“文化误读”本身在形象学研究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除非是对那些源于世界观和特殊追求的有意无意的“文化误读”之查考，或对一些为了明确目的而有意为之的“文化误读”之根源的解读。《中国观》便对一些有意识的“文化误读”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史的一些实用主义选择和诠释)，以展现特定中国观的成因。
所谓形象的矛盾性，指的不仅是对同一客体的不同描述和评价，亦体现于对同一形象系统总体上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心中会有不同的中国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褒贬两组。进行褒贬划分，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实用的概括方法，更因为史实本来如此。纵观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中国观，笔者不由得想起一首英语童谣中评价一个小女孩的两行文字：And when she was good，she was very good,／And when she was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