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游走在边界 倾听故事
作者：连瑞枝
故事的缘由是，博物馆里收藏了由考古队从农村带回的一尊从明朝以来便被供奉在村里的神像。朋友说，这神像原本是某个农村里的“本主”(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宗教信仰。“本主”即本境为主，是本地区的保护神，几乎每个白族村寨都供奉“本主”。编者注)，在本主像收到博物馆的前几年，总有该村的村民结伴前来博物馆参拜他们的本主。这种行为让馆方甚感不妥，便把本主收了起来，不让村民拜。于是村子里出现各种流言，惹得村里鸡犬不宁。人们说这是因为村子里的本主被弄走，不再庇佑村民的缘故。这个消息传开后，上面的人要查是谁放的谣，散布封建迷信。后来，此事并没有一个了结。原因是，放风声的原来是某位书记的母亲，该书记就硬是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重要的不是书记靠自己的权利压下了调查，保护他的母亲，而这个书记在自己家乡的一次村民大会上，公开要求平息此一迷信的传言，免得他对上级不好交待。没有想到，这时他的母亲却挺身而出指责他说：“你只顾你的官位!你知不知道你是我向本主求来的儿子?这个官位也是本主给的!”这个身为书记的儿子被母亲在村民面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个故事反映出来的是母亲与儿子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不论是这个故事里的母亲还是我在田野里遇着的老妈妈，她们总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奉行简单的宗教信念，身体里潜藏着无穷的生命力与实践力。老实说，我认为历史应该给这股无言的潜在力量一个适当的位置。历史是男人的，但这些男人们是他们的母亲们在或多或少的信仰脉络下向神求来的。
在大理地区，这些老妈妈们聚在一起时，能完成村里大大小小很多事。举凡庙宇的修建、神像的维护、节庆与仪式的张罗等。这些穿梭在村内各种场合的干练身影，着实令人无法忘怀。有一次，我和朋友到凤仪山区造访一座本主庙，到了村里才知道当日轮值掌管钥匙的老妈妈正在农田干活。村中另一位年届七十的老妈妈说她可以领我们上本主庙。只见她神采奕奕地走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一路领先。因为没有钥匙，拍了几下大门，确定无人之后，她便绕到庙后，爬上由土泥堆成的围墙上的缺口，一晃便不见身影。只听见她用白族话喊着，你们到门口等着，我给你们开门。我等岂能让一位老太太翻墙给我们开门?于是便也人仰马翻地费了好一番工夫翻墙而过。我对时髦的女性理论不甚理解，但这一幕告诉我，是信仰的力量使得这些老妈妈简朴直接又单纯爽朗。大理还有一个有名的传说，说的是观音化身老母负石吓阻唐军张虔陀入侵大理的故事。这些印象，使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理解这个地区在历史、传说和社会运作的潜在机制。《隐藏的祖先》一书的成形，在许多的时候，是对我没有效率的田野生活以及零碎的灵感所做的一种解释。
宗教社会史研究是我的兴趣。在我早期涉猎历史文献时，即对明朝末年各式各样的逃禅隐遁的文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明亡之时，繁盛的江南，一夕之间成为生死两难的地方。清楚地记得，除了江南以外，广东、福建、四川、云南的文人也有逃禅的现象。这些行为的背后都蕴含着非常明确的社会史意义，其中不仅有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更多的是文人间的同气相求，更多的是社会精英潜藏的内心世界与地方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看来，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故事可说，但大多数的时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得在生冷的资料中去爬梳有凭有据的事件，许多的故事是写不出来的，只能凭想象使得研究变得更有意思一些。十年前，云南对我而言是一个够远的地方，我对它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陈垣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时，对明朝以前的云南关注得较少，对明末有比较充分地描述，最主要是到了明末，书写成为一种文人风尚，历史文献开始庞杂也逐渐活络起来。书写原来是要记载一些特定之事，人们必须透过书写来记忆明朝末期特定的历史。但书写中所遗忘的也是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书写本身更多地是表达了书写者的选择，透过已有的这些书写，我想也可以解释书写者遗忘了什么。
没有历史?怎么会有一个地方没有历史?这个问题引起我短暂又深沉的迷惑。数年以后，一位人类学老师善意地问我有没有兴趣从事西南研究，“大理有佛教”，他说。但陈垣已经说了，苦文献无征。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能问什么问题?我常常在村子里无头绪地走来走去。历史学工作者究竟如何在田野里找到他要的东西?田野会告诉我们什么?田野又和我头脑里想着的“社会”二者之间有多大的距离。我们太习惯文字性的记载，往往在农村里、在档案馆、图书馆里，收集未出版的文集、族谱资料，找寻未被收录过的碑刻与民间文字性的资料。还有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处于究竟何者为真的辩难之中。村民闲散的生活、地方耆老的追忆，甚至是村庙为着各式各样目的所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仪式等等，这些与我尝试在文献中重构的社会史内容，二种社会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乍看之下甚至可说没有任何关系。难道在同一个地方，一个社会彻底地消失，而另一个社会重新建立?若非如此，那么它们之间必然有其内在的连贯性，持续的动力才能促使它们成为一个社会。
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是边写边思索该如何在大理社会提出一个适当问题的过程。有点像是考古，不知道会挖出什么东西来，该在什么脉络下思考这个社会。很明显，在云南书写文化上看来，这个社会曾经历了一个断裂的过程，“没有历史”暗示着他们的某个特定的时空被历史遗忘，但又以不同形式将之记忆成另一种样子。更精确地说，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地方精英调整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以便于适应新的局面。对于生活在不同历史节奏下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将历史化约成传说，将传说的人物供奉在村子里，在特有的节日中将他们扛出来，游走一番。对他们而言，人死后还得归本主来管辖，这往往使人有一种错置之感，仿佛这些村民仍活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些历史人物以其强大的灵力附着在土地之上，成为不断地被传诵的地方知识。表象下的“没有历史”，更多的却是反面意涵，意味着“多重性历史”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不同层次的时间观，像是深浅各异、流速不同的一条河川，在各自流淌。
这种“多重性历史”的概念是我看云南社会的一个方式。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以“王权”的眼光看很多留存下来的古村。云龙、姚安、凤仪、剑川、洱源、腾冲、大理、昆明、官渡的一些村子是从明朝以后的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在文献中，他们的确都是没有历史的人，但极有意思的是，这些边远地区保留了比内地还要多的传统。喜洲如此，更边远的腾冲亦是如此。犹记得在腾冲附近的一个乡村，叫和顺，以坐拥一座乡级的图书馆为傲。村中稍有文化的老人们都像是知识贵族，以吟古诗作学问自娱。当我和一位老者在村子里边走边聊及我“身怀六甲”在学校就读博士课程的过程时，他停下来，讶然地看着我说：“唉啊，真好!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什么是‘身怀六甲’的意思，也不会用它了。”他珍惜每一种可以表达文化水平的表征，令在乡下行走的我像是和古人交谈。那些怪诞的传说、没有章法的古典故事，以及乡村的文人风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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