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鸡零狗碎”、学术对话与其他
作者：黄国信
历史学和人类学本有各自的领域，二十世纪后半叶，二者相互影响形成的历史人类学传入我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其中，多元视角、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跨学科研究等观念和方法已反映在我们的学术实践中。三联书店推出“历史·田野”丛书第一批五种，或可视为国内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刊今年第一期曾发表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文介绍其中的一种，颇受关注。本期再编发其他四位作者(其中两位是历史学者，两位是人类学者)的著后随感，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编者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加修改而写就的区域史研究小书。当前，区域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批评是“鸡零狗碎”。自读研究生以来，我所做的几乎都是区域史研究，因此，对“鸡零狗碎”问题比较敏感。2001年11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从广州出发，前往广东北部山区的乐昌、连州和湖南南部山区的临武、桂阳等地，做我博士论文的实地调查时，“鸡零狗碎”的问题整天萦绕在我的脑际，给我远未“成熟”的学术头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常常令我烦闷。
从学理上说，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过，在咱们这里，特别是在人文学科，早就有如朱维铮等前辈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好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喜欢用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因此，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在我们这里，经常是分不清的两个概念，一些地方史研究的著述也把自己称为区域史研究。
地方史研究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它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一般而言，在它背后起规定作用的常常是行政区划的历史与现状，当然，有时候一个“地方”，也是河流、山脉等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区域史研究则不限于地理和行政区划。首先，研究一个区域，研究者要回答的较之于区域远为广阔的地域的问题，我们姑且以地理空间来说明之：若把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区域，比如岭南当作研究对象的话，研究者自然就会把它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来分析，这个空间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环中国海的地域圈，同样，如果我们把环中国海的整个地域当作一个区域来研究的话，研究者当然就会把它置于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化的范围来思考。其次，区域研究一般还要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重要命题，或者借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就是某些已经成为本学科“规范认识”的命题对话。
地方史与此不同，地方史关心的是厘清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当然，许多自称为地方史的研究，所关怀的常常不仅到此为止，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研究转换成了区域史研究。同样的道理，一些号称区域史研究的著述，却只是地方史的研究作品。
基于以上讨论，所谓“鸡零狗碎”的研究，指的应该是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的旨归本在于弄清楚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相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人物，在做全国性研究的学者看来，它当然就是“鸡零狗碎”了。但这样的“鸡零狗碎”，对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来说，却有着它存在的价值，就像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编修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相对于中国通史，自然会显得“鸡零狗碎”，却没有人可以怀疑它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你不是在地方志办公室，而是在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里，做的仅仅是地方史的研究，因而被学术界所诟病，似乎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惟其如此，我们做区域史研究的人，经常遇到的批评就是“鸡零狗碎”。
因此，区域史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在哪?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和学术界如何对话?在哪个层面上对话?如果不能跟学术界对话，那就可真是“鸡零狗碎”了，虽然“鸡零狗碎”不一定没有意义，但我们不能自甘于做一些无法与学术界对话的东西，还自我陶醉地认为自己的学问曲高和寡。
2001年的那个冬天，当我在广州至乐昌的火车上期待着与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见面时，这个“鸡零狗碎”很严重地压迫着我对学术追求的热忱以及远未“成熟”的心灵，我还真的觉察不到光明的方向。十多年前我写作硕士论文的时候，还分不清楚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微妙差别，但2001年11月在那个硬座车厢里，面对着一批操着广州话或者客家话的乐昌乡亲，我已经明白，我的硕士论文虽然题为“清代广东私盐贸易研究”，看上去最为“鸡零狗碎”，但我所做的并非只是地方史研究。那篇论文，受我老师陈春声博士论文的影响，以相当简单的数学模型，把经过校订的一批官方盐引数字、盐税数字与人口数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清代广东民众所消费的私盐，比例高于全国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结合历史材料，分析了导致清代广东私盐贸易规模较大的诸多因素。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省区内的一个小问题，但关心的是清代全国的私盐贸易情况，并透过这一研究，力图揭示出广东与全国私盐贸易水平不同这一现象背后政治、行政、地理、市场等因素的作用情境，涉及到当时学术界关心的诸多问题。
然而，此时我读过的材料，主要的还是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几十个州县的清代地方志。这批地方志留下了大量当地因为食盐贸易的制度规定与市场和官员考绩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纷争的记载。常常在一部县志里，这类材料就有数十页，故事精彩而生动，并且基本上把清初地方官处理纷争时所撰写的公文全文抄录下来，使得这些地方志简直就成了一个当地盐法的小小的档案馆。显然，这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材料，丢弃这批材料，对于一直对清代盐法有兴趣的我，肯定会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清代盐业史自民国时期景学钤以来，就得到了“盐糊涂”之“美誉”，哈佛大学杨久仪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盐糊涂”而命名。一代又一代学人，都在努力改变清代盐业史的“糊涂”状态，这些努力已经让清代盐史一点点地清晰起来，但离真正摆脱“盐糊涂”的状态，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这固然与清代盐史本身复杂有关，与今人对传统时期盐政在国家以及民众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投入研究的力量不足有关，当然也与研究材料有关。清代盐史材料丰富而纷乱，大量的盐法志已经足以让刚刚进入盐史研究的初学者找不着北，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朱批、军机处录副和户科题本中的盐务类材料，更是涉及清代盐史的方方面面，以一己之力，不穷数年之功，是没有办法翻阅完毕的，更何况它们涉及的制度之复杂，内容歧见之多，不花相当时间研究，根本没办法把这些材料读懂。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虽然已经有丰富的盐法志以及更丰富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还有许多清人的文集与笔记，但这些材料主要还是清代封疆大吏、盐政长官以及户部官员们留下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我们厘清清代盐政的制度规定及其实际运作，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搞清楚复杂多歧的盐政在每个地区的不同运作状态。因此，当我读到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那批地方志中丰富而精彩，并且学术界还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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