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新书过眼
作者：佚名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法]阿隆著，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68．00元
今天再把阿隆和萨特相提并论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历史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在两人的思想论战中阿隆是正确的一方。“阿隆以教育家的严峻、严格和准确，对抗预言家萨特的洪亮声音。他是知识分子的教育家，要求他们在事实面前保持谦虚，在国家大事面前担起责任，提醒他们‘民主号召任何人反对贵族，特别是精神贵族’。他是民主政府的教育家，在国家间的暴力关系和极权制的威胁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他把它们带回到历史行动的要求面前。他是公民的教育家，把从核战略到工业社会等世界的演变告诉他们。他怀抱最典型的共和党人的感情，认为自由的最好壁垒，莫过于每个人对维护它的认识和愿望。”(《历史的见证》，[法]巴维雷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
那么，这位“知识分子、民主政府和公民的教育家”是怎样完成其自我教育的呢?这其实是这部翔实、审慎、精辟的《回忆录》最好看的地方。阿隆年轻的时候曾是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远比萨特“愤青”。问题是，他当时信奉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以坚信人类文明必然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为前提的，在现实面前很容易撞得粉碎。正如国内学者陈喜贵所云：“1930-1933年，在德国留学期间，阿隆目睹了纳粹的崛起，预感到战争的来临，但苦于他的老师布伦什维格和阿兰所坚持的理性自由主义过于天真和无用，无法为他提供一个理论平台，来抓住眼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本质。当时他接触到的德国社会学家们的思想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法国哲学家们未曾想到的：历史的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过去，我们怎样达到客观性的认识，或者说能否达到这样的认识?什么方法最适合理解历史和政治?阿隆发现，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普通公民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如何做?理性的政治行动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这是任何一种负责任的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战争的忧虑之中，阿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4页)阿隆在《回忆录》中对这篇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引论》答辩时引起的骚动只是轻描淡写，说他的老师“都诧异，怎么在我身上，居然找不出他们从前的学生的影子。”(第92页)幸而他的权威传记作者巴维雷兹详细记述了答辩场上的争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个时代的思想交锋。(《历史的见证》第110-118页)巴维雷兹将《历史哲学引论》视为“知识史上标志着思想及构思方式全面更新”的杰作之一，意义不亚于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它之所以在二战以后声名不彰，只是因为阿隆的先见之明终于在劫火之后化作了时代的共识。
虽然阿隆的思想启蒙得益于当时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思潮，但他对他们并非亦步亦趋。《回忆录》评论说：“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天授真命领袖的概念，而且以价值哲学中立的名义，把这一概念同时应用于犹太先知和美国的哗众取宠分子……他会不会反对把希特勒和佛祖归入一类呢?”(第61页)这里提出的问题击中了韦伯“价值中立”立场的要害。“阿隆发现，韦伯强调‘科学地论证道德判断或道德律令的不可能性’，导致了他在价值选择上的非理性主义。”(《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第36页)“韦伯将科学与其道德根基割裂开来，从而陷入新康德主义式的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而康德从未将思想和科学同道德问题分开，他只是为科学和理性划定一个界限，而为道德和自由留出地盘。阿隆正是用康德主义来拯救韦伯的新康德主义式的非理性主义，他仿照康德的这一做法，试图为具体的人重建一个有效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里，他可以在科学之外进行哲学的思索和自由的行动，依照科学和理性审察现有的政治体制，从而对其作出赞成或是反对的决定。在这一点上，阿隆更接近托克维尔而不是韦伯，他把政治行动不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决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工业社会政治体制的经验分析和政治家式的明智之上。”(同上，第43～44页)
然而，由于阿隆早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托克维尔对他的影响可谓姗姗来迟。虽然阿隆自1935年开始便和在当时堪称托克维尔精神传人的哈莱维有所交往，但他直到1939年5月还出于“左派偏见”对后者持保留态度，原因是哈莱维将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等量齐观，而阿隆当时“对苏联，不管怎样，毕竟怀有宽恕的心情。”(《回忆录》，第132页)——顺便说一句，哈莱维的名著《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中译本已于今年5月出版。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阿隆才最终明确其反苏立场，而他对托克维尔的服膺则是来自与马克思的反复比较。阿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他在1969年出版的《从一个神圣的家族到另一个神圣的家族——论各种幻想的马克思主义》中批判了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后者的声望正是如日中天，但这本书却说服了列维·斯特劳斯不去阅读阿尔杜塞的著作。今天，有不少论者惋惜阿隆把太多精力用于批判萨特的思想，未能写出他念念不忘的关于马克思的巨著。
不过，虽然阿隆在《回忆录》中承认“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也许他的思想最为丰富，并且最叫人迷恋”，但他却明确表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诡辩”。(第643页)阿隆本人的经济学修养并非来自《资本论》，而是来自对凯恩斯等“正统”经济学家的研读。他在三十年代中期便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社会文献中心开设经济学课程，而他生平第一篇成熟的政治论文，便是1937年发表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上的《关于法国经济的思索》，揭示了当政的莱昂·布鲁姆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乌托邦性质——既不肯让法郎贬值，又坚持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说法国工业能够用四十小时生产以往用四十八小时生产出来的东西”，阻碍了经济复苏。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毋宁说在于提出了阿隆终生坚持的“知识分子角色”观：“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但可以看得出，干涉分两种方式：一种学教士，一味护卫神圣的价值；一种加入党派，宁可由此而受种种役使。我觉得两者都有道理，但必须是自觉的。但是，实际上，学教士的反法西斯分子，奉行人权的人，举动仍然有派性。这种偏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绝不能老有德雷福斯那样的事件，让大家都能够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知识分子如果要作为知识分子，每天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就一定要在经济、外交、政治上是内行……要通货紧缩，还是要通货膨胀?要同俄国联盟，还是要英法协商?要集体合同，还是要工资水平?反正，要紧的是功效，而不全是公理。此外，在任何党派里面，作家、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要他们干的，不是去启发思想，而是去煽动感情。他们煽动了激情，然后为它辩护，但是罕有致力于净化激情。他们是集体意志的号手，群众信任他们，可是不知道，某某物理学泰斗、某某大手笔、某某大名鼎鼎的人种学家，对于经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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