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2期
古董的“神韵”
作者：王子今
《神韵与辉煌》一书为读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青铜器卷》中战国秦或秦朝的青铜龙，茂陵从葬坑出土竹节薰炉，陕西石泉潭家湾出土鎏金铜蚕，都是可以代表当时文化风格和时代精神的非常珍贵的文物。又如《陶俑卷》中陕西咸阳窑店出土的南北朝彩绘踏碓舂米俑，陕西长安韦曲北街明秦王墓出土彩绘抬轿男立俑，都是极可宝贵的体现下层民众劳动生活的实证。《唐墓壁画》卷可见西安东郊苏思岛墓壁画二人抬箱图，也可以看作相类同的文化遗存。《陶俑卷》中收入的陕西旬邑城关镇出土宋代沐浴童子俑、睡卧童子俑、拍掌童子俑、击鼓童子俑以及形容端庄肃穆的童僧俑等，则是从一个特殊侧面认识社会生活的有意义的资料。西安郊区唐墓出土彩绘跪拜女俑，陕西凤县出土宋代跪拜文吏俑，又都反映了等级社会卑贱者的生活情状和心理面貌。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学者，可以由这部图录中的画面得到一些直观的印象。《玉杂器卷》所收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玉鞋底，汉灞桥纸残片，陕西咸阳毕原征集金五铢，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金开元通宝，陕西旬阳出土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唐琉璃镜等，也都是研究者特别珍视的文物精品。
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出土文物固然都是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又是和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开的。”各种古代器物和遗址一样，“都寄托着古人的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精神。”(《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79页)“考古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1-72页)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部图录书名用“神韵”二字，突出显示了这些珍贵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表现出编辑者和出版者在鉴赏和研究这些文物时值得称许的学术眼光。
文物曾经长期称作“古董”，又写作“骨董”、“汩董”。明代学者镏绩《霏雪录》卷上写道：“‘骨董’乃方言，初无定字。东坡尝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语类》只作‘汩董’。”《疑耀》一书署名李贽，《四库全书提要》以为李贽门人张萱自纂，而嫁名于贽。其书卷五“骨董”条除引录镏绩关于苏轼和朱熹的故事之外，还写道：“今人作‘古董’字，其义不可晓。”明代学者方以智注意到《说文·匸部》“匫，古器也”的说法，又引录笺曰：“今谓‘骨董’即‘匫董’之讹也。”(《通雅》卷三三)其说可备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毕尚书沅得智鼎，岂其器即‘匫’与?”“古董”或“骨董”的语源，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明。然而对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有所关注，却是必要的。
珍爱古董、收藏古董的风习，古已有之。传说中的东方部族领袖徐偃王曾经是大旅行家周穆王的战争对手，以致让到达西王母之邦，和那位西方女王把酒吟歌，玩得正高兴的穆天子慌慌张张，“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史记·秦本纪》)。《尸子》卷下说，“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尚史》卷二八引《荀子》写作：“徐偃王好怪，使人没深水而得怪鱼，人深山而得怪兽，多列于庭。”他所经营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博物馆了。据说徐偃王曾经得到“朱弓矢”，于是自以为得到上天对其权力的认可，于是称王(《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这里说到的“朱弓矢”，大约就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上古兵器遗存。可见文物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时可以与政治权力结合。汉武帝得到前代铜鼎，竟然因此改元，于是历史上有了“元鼎”时代。
《晋书·张华传》记载，武库火灾，“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从西晋王朝武库失火所烧毁的历代文物，可以知道帝王收藏的兴趣。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竟然掀起盗墓风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说到这样的故事：“政和间，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李朝孺为陕西转运，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铜盘，径二尺余，中有款识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长三寸许，上圆而锐，下阔而方，厚半指，玉色明莹。以盘献之于朝，玉乃留秦州军资库。道君皇帝曰：‘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罢(李)朝孺，退出其盘。”张邦基于是感叹道：“圣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冢之厄不止此矣。”张邦基还写道，据说比干墓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西山，而此又说墓在关中，“未知何也”。其实，程唐、李朝孺遣人发掘得铜盘之所谓凤翔府“商比干墓”，很可能是一处西周墓葬。
宋人诗文作品中已经频繁出现“骨董”字样。如韩驹《送海常化士》诗：“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陵阳集》卷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无底篮”作“吕居仁《赠僧》诗”。又如李昴英《南华寺五首》其二：“西方骨董南方宝，留镇曹溪几百年。”(《文溪集》卷一七)《南宋杂事诗》有这样的诗句：“得遇天家毕骨董，虚将熏染供郊园。金龟已苦多尸气，彝鼎输他列死轩。”(卷一)“龙眠古器写形新，骨董流传入要津。六十卷中彝鼎字，不知曾否辱狂秦。”(卷三)前者说到以“买卖古器书画”为业的毕良史，因为富有专业知识，被称作“毕骨董”。后者据《挥麈录》说“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关于“多尸气”、“列死轩”，涉及盗墓行为与骨董收藏的关系：“《癸辛杂志》：景定中，向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时董正翁得其兰亭一卷，正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炯炯，透出纸外。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或教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研北杂志》：毕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轩’。凡所服用，皆上古圹中之物。玉如彼含蝉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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